上举卜辞为无名组，年代大约在康丁武乙之世，帝指死去的殷王。李先生指出这片卜辞是为康丁选择祭日，年代应在武乙之初，占卜结果以丁为吉，故称康丁。在王室而外，殷人的其他家族也用这种方式来称呼其父祖，如史墙盘，其铭文自称为墙，可知墙乃其私名，而其子所作之器则称其为父丁，可见父丁乃死后所定，这与前面所举殷王的情况是一样的。殷人对其父祖的称呼，有的在日干前还加一日字，如著名的商代三戈的“祖日某”“父日某”“兄日某”以及金文中的“文考日某”等等，所谓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是指祭日。
    由上可见，商代先王的所谓日名实际上是后人在其死后通过占卜而求得的祭日。商人认为这是神明所示祭祀该先王的最好日子，所以在往后的祭祀中先王一般都在其祭日受祭，即大甲、小甲、阳甲、祖甲均在甲日受祭，大庚、盘庚、祖庚均在庚日受祭等等。正因为祭日是通过占卜选定的，所以各代商王的位序和祭日干支的次序并不相应，位序在前的先王其祭日干支的次序不一定在前，如仲丁以后为祖乙，祖庚以后为祖甲等等。又由于日干只有十位，而先王远不止十人，且占卜择日也无定准，这就必然要造成若干先王祭日相同的情况。为了不致混淆，就在祭日日干前加上区别号，如同是在甲日受祭的先王，就有上甲、大甲、小甲、羌甲、阳甲、祖甲之别，这样就形成了商先王各自不同的庙号。
    通观上述商代先王庙号的形成，可以看出其性质与后代谥法颇有相似之处，如：商先王庙号均为死后所加；庙号兼有双重作用，即区别死者与避尊者讳。但其祭日日干由占卜而定，非人为选定，区别号也无褒美之意，故尚不能直接称之为谥法，但可视为谥法之前身或产生谥法之基础。
    到了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殷人开始把一些带有褒美之意的词汇作为先王日名前的区别号，于是就出现了武丁、康丁、武乙、文武丁、文武帝乙等等这样的明显带有赞美色彩的王号。已有学者指出，这些王号往往与该王的功烈有联系（注：屈万里：《谥法滥觞于殷代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这就使得这些王号与前一阶段的王号相比有了较大的区别，重要的是文武等字眼以褒美为主，而区别是次要的，这就具备了谥法的基本特征，但仍保留了通过占卜而求得的日名。而周代谥法则无祭日干支，一律称某王某公，这关系到商周礼制的不同，当另有专文，于此不能详论。另外，要提起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所见美号以文武为主，此外仅有康，除此之外，不见其他。综合这些特点，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是谥法开始形成的时期，应为谥法的早期阶段。
    那么，这一时期始于何时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谥法起源的探索。由下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始于商王文丁之世。
    在甲骨卜辞中，文、武、康等美号始见于晚期的无名黄间卜辞（注：“无名黄间卜辞”详见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295页。），而盛行于黄组卜辞。前者在时代序列上早于后者，其称谓已出现“武乙”（《屯南》3564），可知其时代不能早于文丁，但其究竟是文丁时遗物还是帝乙帝辛时遗物，由于其数量较少，尚无确证可言。不过，由于黄组卜辞在发展序列上紧承其后，故可通过对黄组卜辞时代的考察来解决这一问题。
    黄组卜辞的年代，传统认为属乙辛之世，但由以下几点观之，其上限应及文丁。
    其一、李学勤先生指出，该组卜辞出现了三套周祭系统（注：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 说明该组卜辞包括了三个王世的遗物，即文丁、帝乙、帝辛三世。
    其二、常玉芝先生根据该组有关祊祭卜辞的称谓，指出其中应有文丁时物（注：常玉芝：《祊祭卜辞时代的再辨析》，《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所举祊祭卜辞有以下二组，其各自称谓如下。
    第一组
    （一）武丁、武乙《簠帝》93+133
    （二）祖甲、武乙《合集》36085
    （三）武丁、祖甲、武乙《安明》2896
    （四）武丁、祖甲、康祖丁、武乙《簠帝》118 +《契》264
    （五）康祖丁、武乙《前》1、21、1
    （六）祖丁、祖甲、武乙《安明》2882
    本组与武乙同版的有武丁、祖丁（也即武丁）、祖甲、康祖丁等。其主要特点有二：1.康丁以上称祖，武乙不称祖。2.没有文丁出现。
    第二组
    （一）武丁、祖甲、武祖乙《簠帝》52+99+112
    （二）康祖丁、武祖乙《前》1、10、3
    （三）武祖乙、文武丁《前》1、18、1
    本组与上组相比有很大的区别：1.武乙已称祖，2.与武祖乙同版，已出现文武丁称谓，但不称祖。常先生据此认为第一组应为文丁时所卜，第二组应为帝乙时所卜，这样的推论是有道理的。
    另外，我们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中，还举出黄组卜辞应上及文丁之世的其他一些证据（注：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176-179页。），可参考。
    既然黄组卜辞的上限已到文丁，则可据此推定发展序列在其前的无名黄间卜辞应为文丁时遗物。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谥法的兴起应上溯到晚商文丁之时。
    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说明周人的礼制主要继承殷人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殷人的谥法很快就被西方的周人所接受，于是就出现了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周人谥号。但殷周谥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周人只取文武等美称，并无祭日干支，称为文王、武王，以后到西周时期，谥名逐渐加多，谥法就正式形成了。
    综上所述，谥法的形成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商文丁以前，为谥法的先期阶段，商人以死后选定的祭日和人为的区别字来称呼故去的先王，已具备了谥法的一些特征。第二阶段从文丁到商末帝辛，为谥法的形成阶段，已用文、武、康等美称来称呼故去的先王，但仍保留祭日天支，其形式与后代谥法稍异。第三阶段为周文武以后，周人因袭了晚商先王的美号，但不取其祭日干支，径称为某王某公，其形式已与后代谥法无别。周人谥名最初承袭商代，只有文武，往后逐渐增多，进入了谥法的成熟阶段。通观谥法的形成过程，前两个阶段在商代，后一个阶段在周代。商周谥法有其异同，这主要关涉到时代早晚和各自的文化背景，于此暂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