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的海防实践看，无论规定各洋海军归疆吏节制调度也好，中央成立海军衙门也好，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甲午战争爆发后，丁汝昌预筹水陆进踞大同江口，而与李鸿章意见相忤，以致延误了战机（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上册，第541页。）；北洋奏请调南洋数舰北上，而张之洞讬词推脱不行。如此等等，都表明海军的领导体制不顺问题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到战败之后，北洋海军将领检讨海战失利原因种种，其一称：“水师统领须有专奏、专行之权，有事之时，相势办理，勿庸请示。如争战一节，乃相机而作，若俟请示，不但军情漏泄，无补于事，且受害无穷也。”（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408页。）其二称：“中国所有兵船须归一统。及有事之际，南北相助，首尾相顾，庶免一败不能复振。”“各处海疆大臣不得擅留船只，独守一方。”（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404、408页。）皆实有所指也。早在1875年，郑观应即曾建议，特“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使其“专一事权”，“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并且预言：果能如此，则“十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域外者，无是理也。”（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16页。）然而，20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终于未能解决事权不一的问题，他的期望也就无法实现。
    其二，造船与买船的关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开始从西方引进机器生产，创办造船工业，以加强海防，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在起初，反对的力量还是很强的。有许多官员仍留恋于闭关锁国的时代，声称：“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况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甚至危言耸听：“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122、454-455页。）但是，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丁日昌指出：“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4-5页。）福州船政局创设后，也曾屡次发生兴废之争（注：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276页。）。船政面临下马的危险，在有识见之大臣的力争下才坚持了下来。这自然是一次很大的胜利。当时，沈葆桢对船政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厂中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况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福州船厂》，第2册，第526页。）他期望船政不久即可达到制造铁甲船的水平和能力。然而，由于政局动荡，人事更迭，经费不足，他的愿望终未能成为现实。
    但是，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业已昭然若揭，中国亟应防患于未然，许多官员也都有见于此。丁日昌即指出：“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号，均已制成下水。该岛距泰西远而距中国近，且亦断不敢与泰西为难，然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第370页。）面对日本大力扩充海军的现实，沈葆桢也不无担忧地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可是，船政一时尚无制造坚大战船的能力，怎么办？看来暂时只有靠买船的办法来解决。正如当时有人指出：“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29页。）于是，是否从外国购买铁甲船的问题，一时成为朝野议论的热点。官员们意见不一，有反对者，有主张缓办者，皆主要是从经费方面考虑。如称：“筹办洋人铁甲船，经费太巨，即使得力，海洋辽阔，必得若干铁甲船，始是弥缝其阙。此船一办，每年一切耗用必多。”（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337页。）这固属实际情况，但不办的严重后果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所以，这场争论尽管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最后还是主张购买的意见占了上风。当然，以买船作为权宜之计，要求最终达到一切船只皆可自造，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具体的买船计划，大致有四种方案：第一种，先买铁甲船二艘。沈葆桢最早有此建议（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第二种，买铁甲船四至六艘。薛福成认为，北洋买两艘，南洋亦须买两艘，合成四艘，“即昭公允，声势亦壮。”（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李鸿章则主张，三洋各置铁甲船两艘，共计六艘：“北洋驻烟台、旅顺等处；东洋驻长江口外；南洋驻厦门、虎门等处。”（注：《清史稿》，第136卷，第530页。）第三种，须买铁甲船十艘以上。郑观应认为，仅北洋一军即须“以铁甲船四艘为帅”（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29页。）。连其它各洋计之，周家楣主张“应用铁甲船十只”（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丁日昌则称，“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注：《边事续钞》，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11页。）。王之春亦有同见：“将来出洋征剿，必须铁甲船十数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6页。）第四种，除添置铁甲船外，还要订造快船。吴大澂指出：“中国船厂不能自造铁甲、钢甲，自应向外国大船厂陆续订购。”主张先订购头等铁甲船四艘，钢板快船十号（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8页。）。马建忠则认为，中国至少约需铁甲船六艘、大型快船十二艘（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第3卷，第18页。）。揆诸实际，以第四种方案考虑全面，比较可行，且具远见。清政府若下决心采纳此方案，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果能如此，则到1994年李鸿章第二次大阅海军时，就不至于发出“窃虑后难为继”（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17页。）的概叹了。可惜的是，清朝最高领导层只求苟安于一时，缺少忧患意识和远见，仅仅满足于第一种方案，既未大力经营以使船政达到建造铁甲船的水平，也未能认真对待各种建议，择善而从，把海军力量真正搞上去。及至甲午师熸，追悔又复何及！
    其三，海防与陆防、战与守的关系。当时议海防者虽多赞同置舰设防，然却又主张以陆守为主。如李鸿章认为，海防固守之法不外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那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5卷，第28页。）其基本思想是，大力加强重点海口防御，以陆防为主，兵船与陆军相互配合，随时游击，防敌兵登岸为上策。王文韶亦有同见，认为：“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并提出：“水师不必迎敌，但令游弋海上，伺其来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3页。）李宗羲甚至建议：“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3页。）他们的观点还是相当滞后的，根本未认识到海军是一支能够独立作战和机动性强的兵种，却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属物。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
    与上述观点相反，郑观应认为，战与守是相对的，“不能战即不能守。”（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15页。）他特别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并且不赞同“守外洋不如守海口”之说，而强调发挥外海水师的作用，强调重视中洋之防。他说：“外海尚无大队水师以备冲突控驭，是中洋之防未固也。”（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28-129页。）何谓“中洋之防”？对此，薛福成后来做过详细的说明，即从登州以北至旅顺口的群岛之间，“创设水寨”，或泊炮船，或布水雷，或设浮炮台以守。另设外海水师，拥有铁甲船和大型快船。“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即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对于“守海口”之说而言，实行“中洋之防”自然是比较积极的海防战略。
    继郑观应之后，反对“以守为战”者仍不乏人。如王先谦说：“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梅启照称：“臣愚以为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也。何也？自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并认为“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就防海而言必重水师，只有“练习水战以自固藩蓠，庶几功归实用”（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9-20页。）。张之洞亦指出：“窃维战守两事，义本相资，故必能海战而后海防可恃。”（注：《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3卷，第2页。）他们皆主张采取积极的攻势战略，以铁甲船为中坚组成强大的海上防御力量，如此则可做到：“以铁甲御铁甲，势既均矣，力亦敌矣，然后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以静待动，敌且望而生畏，斯能战能守而自动和，长治久安之道得矣”（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关于海防战略的这些议论，对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而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从以陆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海军采取攻势战略思想，但终于认识到铁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外海机动作战的能力。他说：“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3页。）还指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0、33-34页。）他十分同意梅启照“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之说：“梅启照谓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兴叹，洵系确论。”并进一步指出：“夫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今募陆勇万人，岁饷约需百万两，然仅能专顾一路耳。若北洋水师成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他认识到海军既具有机动作战的作用，便应将防御区域拓展到外海，这不能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发展。
    然而，晚清海防建设的实践并没有跟上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时，李鸿章已不再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的话，而强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认为海军力量“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了。事实上，直到此时再寄希望于采取单纯守海口的消极防御战略，只能是招致失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