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家使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以及其他名号的将军持节，因而，使将军持节处于重要位置。在有关西汉官员持节的文献中，尚没有见到将军持节的记载。这可能是当时国家还不允许领兵将军持节。这种情况至东汉初年开始改变。由于光武帝需要同各割据势力作战，因此要加强领兵将军的地位，这样，便使一些将军开始持节。例如光武帝为同进入关中的赤眉军作战，“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舋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人关”[2]（《邓禹传》）。又如，光武帝任命岑彭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众营，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2]（《岑彭传》）。东汉初年，国家使一些将军持节只是加重他们的在军队中的地位，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并无关系。但是，从汉明帝以后，国家设置的将军不仅掌管军事，而且，也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所以，将军持节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持节参与国家事务的活动中。
    在东汉时代，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是时设时省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很高，一般都“位在公上”[2]（《百官志》）。东汉国家经常使任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职者持节参与国家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外戚担任将军，更是如此。《后汉书·安帝纪》：“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又《后汉书·桓帝纪》：“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这些事例说明，在外戚专权的时期，这些外戚不仅控制朝政，而且，可以以大将军、车骑将军的身份持节来迎立新皇帝。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将军参政具有持节的身份后，其权力是很重的。当然，这些将军的持节不仅参与皇帝的迎立，而且，也参与军事活动。《后汉书·朱传》：“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可见，朱以行骠骑将军的身份来持节，就使他统军的地位更高了。因此，东汉国家使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持节，这不仅使持节官的设置出现了新的特点，而且，由于将军的持节，使当时国家的持节制度也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
    4.国家使九卿作为持节官，一般与九卿的具体职掌有密切联系。东汉时代，当时国家使九卿各官作持节官的事例多见。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太常持节事例有二；太仆持节事例有一；光禄勋持节事例有二；大鸿胪持节事例有二；将作大匠持节事例有一。在这些官员中，他们的持节活动，大都不脱离其具体职掌。从太常的活动来看，就是如此。《续汉书·百官志》：“一本注曰：掌礼仪祭祀。”因此，国家使太常持节，多从事国家礼仪祭祀之事。如《后汉书·顺帝纪》：“使太常王龚持节告祠茂陵。”从光禄勋的活动来看，也是这样。光禄勋在东汉，“掌宿卫宫廷门户，典谒署朗更直执戟，宿卫门户”[2]（《百官志》）。因此，国家使光禄勋持节参与的活动，就与宿卫宫廷有关。例如，汉灵帝在消灭外戚梁冀的势力之时，就“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2]（《梁商传附梁冀传》）。光禄勋袁盱可以持节收大将军梁冀的印绶，正因为他的职掌是负责宫廷宿卫。其他九卿，诸如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王薨则使吊之，及拜王嗣”[2]（《百官志》）。因此，当时国家使大鸿胪持节，多与处理诸侯王的事务有关。这些事务涉及到对诸侯王的郊迎、诸侯王的丧礼和对诸侯王的处罚。《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东平王刘苍薨，汉明帝便“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遣大鸿胪持节，五官中郎将副监丧，及将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诣东平奔丧，赐钱前后一亿，布九万匹”。就是明显的一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只是到东汉末年，国家以九卿为持节官，才使他们的活动超出了其职掌范围。从将作大匠的活动来看，《后汉书·袁绍传》：“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显然，将作大匠持节任命大将军，并不是他的职掌。当然，九卿持节活动的改变，是东汉末年动荡的政局造成的，并不是东汉国家的定制。
    5.国家特别重视对中郎将的授节。据《续汉书·百官志》载，东汉国家设置的中郎将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东汉末年，又设置了东中郎将。当时国家一般对这些中郎将都授节。诸如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等都有持节的记载，而且，当时国家对这些中郎将授节的事例很多。统计《后汉书》中的记载，对中郎将授节有4例；五官中郎将授节有5例；左中郎将授节有3例；右中郎将授节有1例；东中郎将授节有1例。国家对中郎将授节的事例，几乎占《后汉书》记载中的授节事例的百分之二十。东汉国家不仅使中郎将成为国家的主要的授节对象，而且，在这些中郎将授节后，还使其职掌的范围扩大。
    众所周知，东汉国家设置的这些中郎将主要是使其掌管各种不同的郎官。可是，当时国家一旦使他们持节后，即负责国家的重大事务。中郎将持节要掌管对国家重要官员的策命。例如：“建初五年，（樊）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谥兴曰翼侯。”[2]（《樊宏传附樊兴传》）又如，熹平元年“（胡广）薨。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2]（《胡广传》）。东汉国家使中郎将持节还让其负责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和镇压。《后汉书·南匈奴传》：“（永元）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很明显，当时国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正是要安抚匈奴人。《后汉书·皇甫规传》：“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中郎将皇甫规持节，正是要对先零羌进行镇压。至东汉后期，国家使中郎将持节，多使其参与军事行动。《后汉书·卢植传》：“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植，拜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又《后汉书·皇甫嵩传》：“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可见，国家使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持节，都是要他们对黄巾起义军统一进行镇压。因此，东汉国家重视中郎将的持节，是因为他们持节后，其掌管的事务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具体的职掌范围，成为负责国家重要事务的官员。这也正是东汉国家使中郎将持节的特殊意义。
    此外，东汉国家还重视太中大夫的持节。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国家使太中大夫的持节就有4例，并且，多从事比较重要的任命和外交活动。因而，这也就使太中大夫在持节官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
    由于中郎将和太中大夫在国家任命的持节官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当时对中郎将和太中大夫的任职是非常重视的。东汉人郑兴说：“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2]（《郑兴传》）正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虽然东汉国家使中央重要的职官大部分都可以持节，但是，它对临时设置的持节官的重视和赋予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却不尽相同，这也正是东汉国家在临时持节官设置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