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大约是因为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可以重新讨论和解决一些“古史”问题。针对20世纪初的“疑古”之风，20年代前后，确有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宋清以来“考信”的基础上，提出了疑古问题，对古代史--主要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提出了疑问，顾颉刚、罗根泽等人还先后编了七大册《古史辨》，被认为是“疑古”的代表。顾颉刚先生晚年写了一篇《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我们认为，至今对古史研究工作都有启发意义，尤其是文末的两段不会过时，我想先抄录与疑古有关的一段，再展开我们的说明：
    又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这句话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祗是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凡是会过去的祗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写的，祗有问题得到了合乎事实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像《伪古文尚书》一案，才没有人会浪费精神去写，这是我敢作预言的。
    顾先生的预言是不错的，例如今古文经学的讨论，不但一直没有间断过，1997年底仍有王葆玹先生《今古文经学新论》的大著出版。
    这里我们并非要评论“疑古”、《古史辨》诸问题，而是想从中联想到的一个明显而未被说明得很清楚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汉代学术地位的问题。
    所谓“疑古”，20世纪初的当时，主要是疑三代之古，而且“古史辨”又主要“变成”了“古书辨”，对一些古书--包括历来被认为是神圣的《易经》、《诗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怀疑和讨论。许多具体的讨论，也许会和“今古文经”的讨论一样，将继续下去。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要害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是《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在这篇文章中顾先生认为，“战国是一个大时代，什么都须创新，然而‘创新’的事业却掩护在‘复古’的口号之下”，从而“造伪”也甚多，汉代也有造伪，他说：“战国大都是有意的作伪，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成伪。”同时指出，造伪的同时也有辨伪的存在，尤其是汉代，从司马迁开始，已有了不少很好的辨伪工作。这些都不失为精辟之论。“造伪”和“辨伪”都是古代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具体情况转入汉代学术的讨论，是一条路径，是自然的发展，顾颉刚先生也曾写过《汉代学术史略》（后改为《秦汉方士与儒生》）。当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与顾先生的角度不同。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作为精英文化的学术发达得很早，这是毫无疑问的，学术的萌芽应在商周之前，商代--特别是周代，成体系的学术也应该初步形成，关系到学术发展的一些大事，如周公制礼、乐，孔子删《诗》、《书》，作《春秋》，整理《周易》，虽然可疑之处不少，决不会是毫无根据的。战国时代，求贤、养士之风，特别是稷下学宫长达100多年的活动，都是当时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的学术，其发展、其内容，仍需继续进行考、辨工作，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也有利于更好地进行考辨。我们这里要论述的是，在前此发展基础上，汉代学术的大变化。虽然战国秦汉有很强的连续性，但秦汉--主要是汉代在对原有学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长达数百年相对统一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对原有学术的审定、认同、改造和重新整合等等，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似应肯定的说，以后延续二千年之久，影响极大的中国传统学术是在汉代形成的。请论其详如下。
    一、学术载体的大整理
    学术载体，一个是人的头脑，一个是图书，能够流传后世的主要是图书。战国秦汉时期的书籍又主要是竹简和帛书，至今都有出土，就是证明。但流传相对有局限，也是自然的。所以口耳相传、记忆背诵是一条重要途径，如清人阮元所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是以有韵有文之言，行之始远”，“古人简策在国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非如今人印本经书，家家可备也。”[1]汉朝初年，通过伏生背诵《尚书》再加记录以传，就是一个口耳相传转为记载的具体例子。
    本来不是很多的载籍，经过秦代的禁止私藏诗、书、百家语，焚书，包括项羽的火烧咸阳，等等，散乱得很厉害，这里无需多加论述。汉代重新收集、整理，这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如何收集？特别是如何整理？其结果又怎样？这是很值得研讨的问题。西汉对于图书的收集和整理情况，《汉书·艺文志》有一段基本符合事实地简明概述：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於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竭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