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与东汉学术发展应该多说几句，由于他的学识修养，一方面他在政治上施行“柔道”，参考了黄老之治。另方面大力倡导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有利于统治的儒学，包括网罗儒生参政，增设博士官、迅速兴建太学、发展郡县之学乃至放任私学发展（私学也以经学为主，是有利于统治的），身体力行带动群臣“讲经听诵”，如史书说：
    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群臣争论上前，常连日。[8]
    他的所作所为，自然对人们读经论学、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然而，《儒林列传》未记，而对学术发展影响也不小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对谶纬的提倡。
    史书记载光武帝信谶或善谶，今有学者称之迷信谶纬，恐不确。刘秀既懂经书也懂图谶是肯定的，《后汉纪·光武帝纪》写道：
    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
    这也并不是迷信。我以为，刘秀是善于利用图谶，帮助了他政治上的成功。事实比较清楚，西汉末年以来，许多人利用图谶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刘秀只是其中是之一，只不过用得巧妙，并且取得了成功（具体就不在此详论了），所以“善谶”之说很恰当。问题是他成功之后，在他的最后（去世前两个月）来了一个“宣布图谶于天下”[6]（光武帝纪）。其意义何在？那就是把已有的图谶--《河图》、《洛书》等“秘经”作一次正式的公布，以此为准，再不许造作，不许再增益、私改，否则严办。楚王英、阜陵质王延与人造作图谶，都被判为“大逆不道”，株连很多人[6]（光武十王列传）。刘秀之举的用意，主要在政治上，也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是，在客观上却给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如《后汉书·张衡列传》所言：
    初，光武善谶（按：此“善”字恰当），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是学术史上的大事、要事。
    其次，东汉时期各朝之举措，多习武帝故事，石渠故事，沿着一条成熟的也是日益僵化的路子走下去，创新性不大，不好的因素日益突出。这方面，白虎观会议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记载较多，而且有一本较完整的《白虎通义》留下来供我们参考，《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十一月：
    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诏书列举西汉以来，特别是宣帝以来的一些重大举措，沿袭“甘露石渠故事”，决定召开白虎观讲论会议，可说是“按既定方针办”。会议结果形成了《白虎议奏》，即今存之《白虎通义》。过去的记载虽稍有出入，大体上是当时诸儒的议奏和章帝的裁决，最后“令固撰集其事”[6]（班固列传）而成书。
    关于《白虎通义》，有的学者认为：“白虎观所钦定奏议，也就是赋予这样的‘国宪’以神学的理论根据的谶纬国教化的法典。”[9]（p225）有的学者称之为“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在汉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10]（p141）前者特别强调其庸俗性和反动性，主要问题是大量援据和运用谶纬，甚至认为《白虎通义》“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9]（p229）这里无需具体引述，该书“稽合图谶”，以谶纬解经，是非常明显的。
    之所以要讲论经义，是因为经学的大发展，而《五经》经义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师法家法的许多不同，又产生不少歧异之义。从统一学术的角度看，通过讲论统一经义，是有先例可循的。不同的是大量采用谶纬解经。纬书的产生，除了统治者的爱好，提倡之外，经学本身僵化发展也是原因之一。因而庸俗性、反动性就突出了。这是“物极必反”，是经学由盛而衰的转变。
    不过，这里也该说明一下，纬书、谶纬之学，在学术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不能简单的打倒！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值得研究，谶纬不但对政治有影响，对哲学、历史都有影响的，其中有不少哲学思想，有不少历史资料，甚至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最后一点，以经学儒学为主体的汉代学术，经统治者的提倡，在西汉后期日益成熟，到东汉又由盛而衰。事实表明，学术方面的发展变化，有时候会因统治者的举措，起导向、影响作用；但学术本身的因素，特别是学术思想的日趋成熟，其发展统治者也无法控制。学术、特别是学术思想的许多变化，在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学者们已注意到的，如对汉末荆州学派的研究、对荀悦的研究、对汉代艺术精神嬗变的研究等等，都能说明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