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对道家情有独钟，主张实行道家，但对各家之长、短反复的进行了论述，态度是比较客观的。当然其所论之长、短，有他自己的取舍标准，人们也可以作不同分析，例如他虽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但是儒家的根本主张“不可易”：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2]（太史公自序）
    其“治”的主张，“异”都没有，只有“省不省”的区别，如他们说：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2]（太史公自序）
    除此之外，司马谈是站在道家立场的，也反对儒者的“主劳而臣逸”，因为这与道家“无为”主张是不合的。
    司马谈的主张，也就是他所说道家（我认为就是以黄老为特徵的秦汉新道家）“治”法：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太史公自序）
    在“治”术上，在统一思想的方法上，不再是“党同伐异”，对于其他各家思想采取吸收其长的“整合”办法。
    新道家的主张在西汉初曾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思想统一也未能做到。是何原因？还没有人讲得很清楚，恐怕也较难讲清楚。从大方面看，有历史、社会原因，甚至一些重要的个人因素（主要统治者）。阶级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各自利益。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暂不说它，学术方面也是如此，不同派别也斗争得十分激烈，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但“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2]（老庄申韩列传），后来儒学内部的争立博士之类的事，处处都能看到学术思想战线的不平静。另一方面，那就是道家思想特别是其政治理论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成熟、有缺陷，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例如说主张“无为而治”、“主逸臣劳”，除了“与民休息”之类的大原则外，究竟如何“无为而治”，缺乏更具体的原则和方法。承认儒家的君臣、夫妇之礼不可易，又反对繁文缛节，到底如何维护尊卑之序，也缺少理论的阐述和相应的措施。诸如此类，值得商讨之处不少。汉初黄老之治的典型代表曹参，无任何理论建树，只是“日饮无所请事”，还美其名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3]（曹参传）如此为治，岂能长久！
    相比之下，汉代的新儒家就成熟多了，它的新思想体系的形成，几乎是走新道家相同的道路，“兼儒、墨、合名、法”（用班固之言）。司马谈描述道家之术的语言，我们换一个字可以用来说明董仲舒的儒术，那就是：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道、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只有最后两句“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不好引用。“因阴阳之大顺”的基础是相同的，当然具体阐述并不相同。兼综各家的思想也是相同的，当然采、撮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时移事异的认识，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是有反映的，提出“更化则可善治”（注：以下不注之引文均见《汉书·董仲舒传》。），他的“改正朔，易服色”主张，实际上是“与时迁移”、“立俗施事”，不过打的是“顺天命”旗号。他是说过一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一句维护统治的抽象的话，重点是“天不变”，统治的“道也不变”，其所说的“道”也比较抽象，但是维护统治之道的思想又是明确的，如他所说：“道者所由适于治道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黄老新道家是“为治”，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也是“为治”，一个“治”的好景不长，一个逐发展成影响二千年的统治术。结果不同，从学术思想、理论本身看，后者有较多的理论阐述，有较切实可行而且影响很大的有力措施。这种措施即董仲舒反复强调的礼乐教化：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教化是长治久安之策。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是历代统治者反复实施教化所促成的，教化对于人的浸润（渐）、砥砺（摩）之功效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