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些人不要怕“有司”，不要怕“文系”（“惧于文吏之法”），也不要讲“异术”、“殊方”，“切磋究之，以称朕意”，合他的什么意呢？如董仲舒那样，讲“天意”、讲“大一统”、讲立太学、重教化、推明孔氏。这些思想自然影响那在场的百余人，影响朝野内外。因此，汉武帝的贤良对策，直接关系到“独尊儒术”这一问题。《武帝纪》在记对策诏令之后，写上一句“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董仲舒对策之后虽只为“江都相”，但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孙弘虽“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但打的却是“治春秋”的招牌。
    班固写董仲舒传时作了一个概述：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这未免太抬高他了。实际上武帝时“独尊儒术”的许多举措是在贤良对策的前后实行的，初置五经博士是建元五年；“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是在元朔五年；“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似在对策之前，而“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3]（武帝纪），又是元封五年之事；汉代立太学的问题，有待详考。总之，董仲舒在当时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但是武帝时的“对策”举措，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
    （三）石渠阁“会议”的意义
    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阁“会议”，在汉代学术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一个重大举措，但未被引起足够的注意。《汉书·宣帝纪》只有一个简略的记述（其实很多事在本纪中的记载都很简略）：
    （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粱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此事萧望之本传无记载，其他参加者散见各处，《西汉会要》卷26大体集中了一些资料可以参考（其所记文字与各传小异）：
    韦元成拜淮阳中尉，受诏与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类其对。（韦元成传）
    施雠受王孙易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博士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本传）
    梁邱临传货易，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梁邱货传）按：临乃货之子。
    欧阳地馀传尚书，为博士，论石渠。（欧阳生传）
    林尊为博士，论石渠。（本传）
    周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论于石渠，经为最高（本传）
    张山拊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本传）
    张生、薛广德，以鲁诗论石渠。（王式传）
    戴德号大戴，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孟卿传）
    闻人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同上）
    刘向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本传）
    又《汉书·艺文志》中有：《五经杂议》十八篇，《书议奏》四十二篇，《礼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本注皆注有“石渠论”字样。
    所有讲论内容集中起来，如果是一次的话，那是要多少天时间才能完成的。也许宣帝甘露三年确有一次集中的较大规模的讲论经义的活动，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3]（楚元王传）但是讲论义经之事，小规模的常有，这从《儒林传》等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必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