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整个西汉大体上分为三个大段，首先是汉初几十年为一大段，这几十年的具体情况，齐召南《汉书·艺文志考证》又有一个概述：
    此二句既在孝武之前，则指高祖时肖何收秦图籍，楚元王学《诗》，惠帝时除挟书之令（按：《汉书·惠帝纪》：“四年三月，皇帝冠，赦天下，除挟书律。”当指除秦之禁藏书律。），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使博士作王制（按：《汉书·郊祀志》有记载，在文帝十五年。）又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即其事也。
    第二大段是武帝之时，这方面的具体记述不明显，但班固所述必有所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何焯曰：
    《文选》注三十八引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即此所谓藏书之策也。
    这是刘歆的追述，也必有所据，有待详考。第三大段是成帝以后，写得比较明确，材料也比较充分，这些下面还要涉及到。
    东汉的情况与西汉有所不同，虽经汉末新莽战乱，但未曾禁书，图籍散乱的情况要好得多，而且随着社会、文化、学术的发展，图书也更多一些。《后汉书》没有《艺文志》，其《儒林列传》中略有反映：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
    看起来民间的“图书”、“坟策”显然是比过去多了。该传又记载说：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现，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著为通义。……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这也是有关书籍的一些情况，一个多月的白虎观会议，不可能全凭背诵，必有图籍为依据，有记录，最后得以著为通义。其次，东观，兰台皆为藏书之所。至于“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这涉及到“造伪”问题，下面还要说到。还有一段关于图书集散的记载是：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这当然是讲官府藏书，开始就有“二千余两”，即便是现在的人拉“板车”，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一个洛阳，有六、七处藏书之所，或者可说是六、七个图书馆，规模也可以了。最后再一次遭劫，乃至“莫不泯尽焉”，当然是学术发展的很大损失。民间的收藏在战乱中自然也会有损失，但不会有如此之大的破坏。
    两汉时期，图书的收集和散失情况，以上记述大体上能反映出来。
    如果再作具体一点的分析，那就是汉初有些什么样的图书？汉初的图书，当然是秦代留下来的图书，如萧何之“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萧相国世家）。还有当时民间散存、残留的秦代以前的一些图书。
    下面我们首先就汉代图书分类整理的具体情况作一综合性的分析。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可说是西汉图书总目，其分类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编成，所谓除《辑略》之外六略的划分有什么原则现在很难说清。从实际情况看，当时图书不过是后世四部中的经、子两大类，《艺文志》（注：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篇。）序文中所谓“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五经”、“六艺”等词，都在文中提及，但“经传”并不只是“五经”或者“六经”本身，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种，所谓“序六艺为九种”。虽然实际上分类不是很精确（《尔雅》、《古今字》又放在“孝经”一类），但以“经传”为一大类这是很明确的，王先谦《汉书补注》写道：
    序六艺兼及《论语》以下诸书者，别《论语》于儒家、遵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弟子职》缘《孝经》而入者也。《尔雅》、《古今字》，所以通知经义、经字，故以《五经杂义》并附于此。
    这个解释大体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