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石渠阁这次讲论经义的意义何在呢？宣帝之时，经学主导的地位基本确立了，经学发展得很成熟了，师法家法发展得很厉害，各家各派的经学都有要争自己的地位，争立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说：
    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
    黄龙元年是宣帝的最后一年，未见具体记载，也许就是指宣帝时期。具体的只见上述甘露三年的记载。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几个博士。实际上与梁丘《易》同时的施、孟《易》也是立了博士的，（见《儒林传》）。又如上述大、小戴是“以博士论石渠”的。总之宣帝时增设了一些五经的博士。《谷梁春秋》增立博士的具体情况，《瑕丘江公传》有所记述：
    乃徵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此处似又非石渠），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
    就不知此“殿中”议与“石渠”议是否一回事？至少是前后相连之事，这说明新的经学派别博士之立，是要经过认真讨论和评议的。
    总之，石渠阁会议是一系列讲论经义的代表，除了涉及博士增设的问题之外，经书的同异、是非是要具体讨论的，这就直接关系到学术的具体内容。
    （四）刘向、刘歆父子校阅群书
    这种意义、影响深远的大事，史书记载比较简略，成帝时诏刘向校经传诸子，其子刘歆卒其业，《汉书·艺文志》有一个概括的记述，已如前引。实际上这件重大举措，持续时间长，工作量大，其结果影响甚大。
    根据分散的资料，我们看看刘向、刘歆父子及许多专门家做了一些什么整理工作。首先，他们就中、外藏书进行了一翻分类清理。所谓“中”，应该是国家所藏图书，但是国家藏书之所不少，石渠阁、天禄阁、蓝台、石室乃至太常、太史等处都有藏书，就不知刘向他们是否全都参考到了？“外”，应该就是一些私人藏书。曾搜集过中、外之书是可以肯定的，这可以从刘向当时所写的一些书录中看出，例如《晏子叙录》说：
    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
    又如《管子书录》说：
    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
    现在可见的七、八篇书录都是如此。
    这里又透露出另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他们搜集、参校之后，就除去重复，各种本子互相补充，整理编次，如上引《晏子书录》又接着写道：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他们的整理是有一定的依据和标准的，这篇《书录》最后又写道：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