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被称为“战斗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家，“嘉美”其“道德政治”，也无非有利于统治，这一点我们不可苛求。但是我们要注意其政治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它不仅为汉朝“王霸杂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为后世整个封建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不仅在汉代“为儒者宗”，也为后代儒者所宗奉、效法。这也是其历史地位。
    董仲舒的一些主要思想及其影响应如何评价？是需要作一些具体分析的。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历史循环论”之类，现在看来问题很大，从当时开始就有人提出问题，例如王充就说：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了。[4]（书）
    这些确有不少问题。但它们既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前提，其在后世的影响也始终存在。而他的“大一统”主张、三纲五常论的影响就更大更深远，这是确定董仲舒历史地位，确定汉代儒学地位的主要方面。
    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我们看到了汉代学术思想的整合。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这种整合也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这里且稍稍从头说起。
    和汉以后的经学相比，人们称先秦（主要春秋战国）为“子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十分突出，甚至出现水火不容的状况，这也是事实。儒道各异、儒墨相非，互相指短，甚至破口大骂，说对方禽兽不如。但人们不难看到，诸子的言论、思想，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人曾就“百家争鸣”作过几点概括：一、殊途同归；二、相生相灭；三、同源异流；四、求同存异与“齐万不同”[14]（p83-89）。这里就有一个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的问题。战国后期的诸子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只是各人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因此，今天的研究中，会发现法家与道家有密切关系，也会对荀子到底属于儒家还是法家产生疑问。这些中间就有一个学术思想的趋同问题。
    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辟犹水火”的情况，各主要派别都坚持自己的主张，都指责别的派别为邪说、杂学，都企图以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是吸取了他人思想的）实行统一。法家就是主张禁绝百家的，它对于儒、墨这两派“显学”攻击批评得尤为厉害，说它们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例如在《韩非子·显学》中就说：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在其《五蠹》中更明确要求：
    境内之民，其言说者必轨于法。
    这种统一的主张，由韩非的同学李斯在秦始皇时付诸实行过。但其结果是“此路不通”，学术思想的统一是不可能用坑、焚之法来解决的。
    儒家学者荀子也有过这样十分偏激的主张，他在《非十二子》中说：
    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
    其所“非十二子”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其所非包括儒、墨、名、法、道德诸家之说，就是儒家内部他也主张“清洗”，在其他篇中就指责一些“腐儒”、“陋儒”“贱儒”。不过他没有明确提出什么统一思想的具体主张。
    从原则上看，也许黄老道家统一思想的主张要合理一些，他们虽主张统一，但能具体分析各家之长、短，主张取长补短，发挥各家所长，“齐万不同”。例如我认为是黄老道家成熟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就是如此，其《不二》篇写道：
    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慎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其为圣人矣乎！
    这是其主张，是一种思想。不过也似无“齐万不同”并使之“如出乎一穴”的具体办法。至于更客观而且“择善而从”的主张，那还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他明确的指出各家之殊途同归：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其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2]（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