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
    从前两部分汉代载籍整理和经义讲论的记述看，后世流传至今的群经诸子，都是汉代的东西，是汉人传授、整理过，甚至重新编定的东西。如果充分认识这一点，今日的新发现，发现战国或者汉初许多程度不同、差异颇大的某些经书或子书（包括早已失传或者不知其名的经和子），那就并不奇怪。例如，历来只看到一本并非原本的《孙子兵法》，乃至孙膑、孙武争论不休，银雀山竹简中两种都出来了，疑问因此而解决。这不正是汉代整理产生的结果之一吗！如前所引《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兵书整理的情况，先是张良、韩信等人从当时流存的182家中“定著”35家，后为诸吕所窃取，武帝时军政杨仆作过一翻搜集，已经就很难完备了。到西汉末成帝时，命任宏整理兵书，只有四种。这后者当即与刘向一起所作的工作，到班固作《艺文志》时，虽著录“兵书53家（实56家），790篇（实806篇），图43卷（实50卷）”，但几乎全部亡佚，只剩下孙子、吴起、尉缭等三个残本。关于兵书的整理，可以作一篇不小的文章，这里就不详说了。但是，很典型的说明我们所强调指出载籍流传中的亡佚问题。
    从学术来说，比书籍版本不同问题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问题。
    经学在汉代学术中占主导地位，也可以说占统治地位。如上所述，也众所周知，这是在汉代形成的。经学成为儒学的代名词，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儒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存在的，它“成为官方的御用之学”[11]（p328-330）。本来是“百家之学”之一的儒学、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本来是各家共用的六艺、五经，似乎为儒家所独占。一切变化都发生汉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术”，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曾提出过[12]。这一问题确有深究之必要。至少有两点要明确指出：
    第一，记载中有关“抑黜百家”的言论主要有两处，一是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3]（武帝纪）看来是实行了的，不过主要是法家和纵横家之言，而且当时还是崇奉老子的窦太后当权。另一个就是董仲舒贤良对策之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3]（董仲舒传）有何“绝其道”之措施？有待进一步考索。在汉代百家之学是否“微不足道”（吕思勉先生说），实在是一个大可研究的问题。且不说汉初的道家之学大行其事。整个秦汉之世的“百家之学”，吕思勉先生作了较多的蒐集，然后结论说：
    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12]（p766）
    沿着此思路作文章，内容也会是很丰富的。当然材料中比较明显的是汉初和东汉末，“百家之学”更活跃、更突出一点。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汉代的儒家和其他各家一样，应该称之为新儒家。他们虽然高举孔子的旗号，垄断五经、六艺，以儒者自居，实际上是兼综阴阳、名法、道德之学，成为新的儒学（注：汉代新儒学之说早有学者提出，我记得好像最早是从杨向奎先生的著作中看到，但很少有人注意，近年来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例如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就明确地说了：“儒学成为兼综各家的新儒学”。）。证明这种兼综各家的新儒学的最好的例子，那就是被称“群儒之首”的董仲舒。董仲舒也被认为是“纯儒”，其实他的学术思想不“纯”得很。“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论著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他的思想体系是兼综了各家学说的，过去注意他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如《汉书·五行志》所说：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历来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近一二十年，人们注意到他的兼综各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汉初以来的“儒道之争”尚未完结，所以黄老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甚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先后四、五篇文章探讨董仲舒与黄老思想的关系，陈丽桂先生的题目更明确为《董仲舒的黄老思想》。概述董仲舒兼综思想的著作很多，这里且引陈丽桂之文的结论作一代表性的说明：
    一代儒宗董仲舒在推阐阳尊阴卑的“三纲说”与大一统思想时，吸取了相当份量的黄老帛书一系阴阳大义、《管子·心术》、《内业》乃至法家申韩一系静因无为的形名技巧与权谋独断之术，或以为推论的理据，或加以诠释与疏解，终于完成了他天道与治道通贯、厚德简刑的思想纲领，与君尊臣卑、君暗臣明、君静臣动，挈名考质的君道思想，以为其天人合一、灾异感应说的基础，并为此后刘汉朝廷阳儒阴法、王霸杂治的统治方向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3]
    这个概述比较晚近，陈先生虽着眼于黄老，实际上也论到了“兼综”，而且与汉王朝的政治联系起来。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其地位和影响，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东汉的王充早已说过：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4]（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