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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历史理性的崛起与周人思想维新运动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齐鲁学刊》 王晖 参加讨论

中国古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是先秦时期最重要最关键的思想家,借用雅斯贝斯的话来说,他是中国文化轴心期的中心人物(注:KarlJaspers, 'TheOrigin and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65.)。但是, 孔子“述而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他崇拜周公,笃信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毕一生之精力用来总结继承西周时期的礼制、思想伦理和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的初步建构是从西周时期开始的。这种思想文化的初建是从历史理性的崛起以及往古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批判开始,并在思想维新运动中逐步形成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分析总结的。
    
    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史前时代,二是古代文明时代,三是枢轴期时代,四是今天的科技时代。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公元前800-200年的第三个枢轴期时代,许多哲学家首次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出现,这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觉醒。这时人对历史有了认识,开始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超越自己和世界。这一时期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在此过程我们看到了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这就是“枢轴时代”。雅斯贝斯的枢轴时代是他的历史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在历史枢轴时代之前,由于精神运动没有进入意识,因此人们对历史得不到领悟。这时历史出现停滞状态。而当历史变革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旧秩序崩溃了,人们的压力增强了,人们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思绪翻腾。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首次感到了精神压力,而这种压力后来一直对人类起着作用,探索人类的全部活动,并用来赋予它新的意义。而且这种历史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今世是以无限的过去的历史作为先导的。这时历史意识会获得解放,历史就发生了“突破”(注:Karl Jaspers, 'The Origin and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65.),这样就进入了历史轴心时代。
    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也是首先以认识历史和历史意识的解放作为前提的。笔者以为中国轴心期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重要阶段:一个阶段是在周初,另一个阶段是在春秋中晚期。第一个阶段是殷商灭亡之后,周人面对着大邑商的顷刻瓦解,不断总结夏人和殷人的经验教训,从殷人神权崇拜与天命观的禁锢中苏醒过来,历史意识获得了解放。
    周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回顾,大概始于文王时代。《诗·大雅·荡》篇引文王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则为文王叹惜殷纣王不借鉴也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朱熹《诗集传》说:“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文王一方面为殷纣王而叹惜,而另一方面则以此作为可供周人借鉴的历史教训。殷商灭亡之后,周武王、周公以及其他一些有为的周王和辅政大臣更是常常总结夏殷两代人的经验教训。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夏殷两代成功的统治经验的总结以供学习、效法;另一种是对罪过、错误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以供戒备和警惕。
    姬周统治集团武王、周公等人在总结经验时首先对先公先王特别是周文王成功的业绩、美好的品德给予充分的肯定。《书·康诰》中周公说:“惟乃丕显考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周公认为周人之所以能够受天命是因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而且能够“敬贤讨罪”:“庸庸,祗祗,威威”义即“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朱熹《诗集传·康诰》)。因而感动皇天上帝,并降天命于文王。《逸周书·祭公》(注:李学勤先生比较了西周金文与《逸周书·祭公》中的文字,认为《祭公》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是可信的。见《祭公谋父及其德论》,《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中总结了周文王、武王等先王克殷及其守业的成功经验,其篇中祭公说:“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宽壮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绥厥心,敬恭承之。维武王申大命,戡厥敌。”在《书·无逸》中,周公对太王、王季、文王的美德作了总结和赞美:“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特别是周公把文王和殷先王中宗、高宗及祖甲放在一起,给我们描绘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哲王形象:“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也就是这四位哲王不仅对埋怨自己、詈骂自己的小人不生气发怒,而且警戒自己的品德,也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正是他们有这样的宽宏大量,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才有极高的地位。与那种一听到说“小人怨汝詈汝”--即使这小人的造谣,却信之不疑--且不宽大为怀并“乱罚无罪,杀无辜”的昏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人们怨恨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这些昏王身上了。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后来继位的周王要以此为鉴:“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另外《酒诰》中叙述周文王时期禁止人们酗酒:“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也正是由于文王的教令,周人才取得了殷人的天下,“我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这些都是周人之所以成功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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