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不仅总结了周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而且总结了殷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予以高度的赞扬。周公在《康诰》中反复要求康叔“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在《酒诰》中，从成汤到帝乙时的“殷先哲王”和帝辛纣王时“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等现象完全相反：“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在《无逸》中，周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君王之子不能只图安逸，而应“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的观点。与祖甲之后因立储君而“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的情况相反，“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可见帝辛纣王之前的殷王，既有美德又很贤明，对人恭敬，不敢酗酒，亦不敢追求闲暇安逸的生活，这是殷先王之所以能长久统治天下的原因。这些是从正面对勤劳和关心小民的历史经验作了肯定，对君王追求安逸舒适、酗酒淫泆的生活方式作了否定。
    姬周统治集团的领袖们还对辅政大臣的重要作用及其用人的成功经验作了历史总结。《书·君奭》中周公说：“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也正是殷先王有这么一些辅政大臣对殷王忠心耿耿的辅佐，“保乂有殷”，所以殷代才有“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的局面。在那个时期，连众官小臣，也都是有德明理，尽职尽责：“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这也是殷人能长期统治天下的原因。不仅殷人如此，周人也是如此。《君奭》还谓文王有天命之时，有四位贤臣辅佐：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正是这四人“纯佑秉德，迪知天威”，后来周文王才“受有殷命”。到武王时也用了这四个人，武王才“诞将天威，咸刘厥敌”。《君奭》篇中周公对殷代不少辅政贤臣保殷而殷王享国多年的历史事实，以及文、武王时期四位贤臣辅政而克殷受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这是为了在武王死后年轻的成王即位之初，共渡周初“天下未宁”之时的难关。
    《书·立政》中首先对夏桀和成汤用人的情况作了回顾比较：“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接着又对纣王和文武王用人的情况作了回顾比较：“鸣呼！其在受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亦越我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夏桀不用旧臣而亡，殷纣用暴德淫泆之人而灭，成汤文武用有德有能之人而兴，周公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值得周一代又一代的后嗣王接班人借鉴。
    周代的统治者甚至回顾远古时代的历史，以此作为治国的经验与教训。《书·吕刑》篇记载了周穆王正刑书，回顾传说中黄帝惩罚苗民建立刑典的史实，以作为制刑典的历史依据。也就是这些历史经验的回顾为周穆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说：“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这就是说断狱要合情合理，不能像苗民那样乱罚无辜，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在《逸周书·尝麦》（注：李学勤先生认为《逸周书·尝麦》篇与《吕刑》记载同一件事，时代亦应相近。见《〈尝麦〉篇研究》，《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篇中亦记述了周王以“古遗训”来正刑书的事迹。周王回忆说：“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这正是“天之明典”的正面教材，为当时的周王室正刑书、明刑典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资料。
    二
    周代的统治者对刚刚覆灭的殷王的过失和教训尤其重视。《诗·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邑商”现在不得不“侯服于周”，这真是“天命靡常”。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周初周王室的统治者武、成、周、召等王公常常思考殷代以及夏代灭亡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末代君王都残暴无德。《逸周书·商誓》中周文王说商纣“多罪”，武王指责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而且竟然“弃成汤之典”；《逸周书·明堂》中说“大维商纣暴虐，脯鬼侯以享诸侯，天下患之”；《诗·大雅·荡》中总结商纣的罪行有“天降泆德，女兴是力”，“寇攘式内”，“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而且不用旧臣，不用典刑，以至于国内“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远近不服，人神共怒，导致“大命以倾”。
    周人总结夏桀、商纣的灭亡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用人不当。《书·立政》说“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其在受（纣）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代）商受命”。商纣用人不当的过失还见于其他不少的载籍，如《书·牧誓》说“今商王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大雅·荡》篇也说“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等等。可知商纣一是不用宗亲，二是不用旧臣，也不用《大雅·荡》中所说的“老成人”；而用的尽是残暴、有罪和无德之人。夏桀也是如此，用人不当则加速了夏桀、商纣的灭亡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