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的说法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看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近现代学者也已认识到西周至秦朝时期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王国维曾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用“能动时代”与“受动时代”来概括我国古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几个历程。他认为从周朝衰落到汉以前，“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郭沫若在30年代所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曾有三次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中国在事实上只经过三次的社会革命。所以我们在文化史上也可以看出三个激越的时期--真真正正是划时代的时期：第一，《易》、《诗》、《书》所代表的一个文化的集团；第二，周、秦诸子（孔子一门包含在里面）的一个文化的集团；第三，近百年来科学与中学的混战。”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儒家与周礼的文化渊源关系来讨论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体文化的来源。梁淑溟在1949年所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特征称之为“周孔教化”，周即周公，孔即孔子。梁氏说道：“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杨向奎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道’也就是宗周的礼乐文明，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时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宗周→春秋；周公→孔子，构成三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完整体系。”（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今天，我们在讨论孔子之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作用之时，不能不首先肯定周公等人的历史功绩，不能不给周公等人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周初周公等人是2000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思想的奠基人，而孔子只是继承和宣传者。在上述引文中，王国维所指出的关于殷周之际是中国制度文化大变动时期以及春秋末到战国时代是我国唯一的“能动时代”的观点；郭沫若所说的我国文化史上真真正正的划时代的三次“革命运动”，而最初一次就出现在西周时期；梁淑溟和杨向奎等学者所指出的儒家在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儒家文化的来源在于西周之初。这些学者虽然分析角度不同，但结论却大同小异，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确是中国思想文化能动的创造时代，是轴心时期，而西周时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奠基和发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