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翳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凭）依，将在德矣！
    《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翳物”，正是周初统治者反思尊神敬鬼的殷人骤然亡国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成果，并由此产生了人道观念、俭朴精神和敬德保民的思想。《书·无逸》中周公要求周之子孙应“先知稼穑之艰难”，居于统治阶级上层应“知小人之依（隐情）”；不可“盘于游田”，不可“酗于酒德”，不可“乱罚无罪，杀无辜”；应该宽大为怀，“宽绰厥心”。《召诰》曰：“肆惟王疾（亟）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在这些诰命之中，周公反复强调要以“敬德”来祈天保命。“敬德”就能保住天命，不敬德就不可能保住天命。尽管你现在享有“天命”，但最终还是会失去天命。而这种“明德”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时代，《书·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君奭》：“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曷）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文王由于“克明德慎罚”，由于“惟德用”，受到了上帝勉励、奖励：“在昔上帝割（曷）申劝宁（文）王之德”，“割”是“曷”的通假字，“申”是申令，“劝”是勉励、鼓励，意即上帝为什么申令、勉励文王的美德呢？春秋时代的人们对周文王的“明德慎罚”思想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周人兴起的关键所在。《左传》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对楚庄王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
    而从西周金文中也可看出周人对“德”字的重视。如：
    惠（惟）王恭德裕天，顺（训）我不敏。（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
    丕显皇祖考穆穆克誓（哲）厥德，严在上……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显元德。 （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9页。）
    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保（？）纯，乃用聪弘正乃辟安德，惠（惟）余小子肇淑先王德，……丕自作小子夙夕敷迪先祖烈德。（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2页。）
    周初统治者认为要维护国家的统治，要保住天命，就必须加强德治。天命是难以固定的，是时常变化的；皇天也是没有亲人的，仅仅辅佐有德之人，随时随地可以“改厥元子”。因此受天命者必须经常地注意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显然这种观念是有进步因素的。
    雅斯贝斯认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转折点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时代，他曾经说道，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最伟大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此时中国有孔子和老子，还有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产生了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而孔子无疑则是先秦诸子中最早最关键的思想家，是轴心时代的中心人物（注：Karl Jaspers, 'The OriginandHistor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1965.）。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所提出的思想观点以及许多命题，都是诸子所争论辨难、或赞成或反对的热点话题，他的主要工作是认真总结继承前代的礼制、道德观念以及文化遗产。孔子所憧憬向往的时代主要是西周，他所崇拜的偶像是周公，甚至做梦梦不见周公则认为是他衰老的标志、人生的遗憾。孔子崇拜周公大概与周公建立了有周一代的礼乐制度有关。孔子醉心于礼乐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古籍传说中谓周公是礼乐制度的创建者。《史记·周本纪》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礼记·明堂位》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是《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大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能事民。”依此，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不尽可知，但其传说应是可信的。也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因而周代的礼乐文明在鲁国保存得最为完善。《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杨向奎先生说：“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而齐偏离此一轨道，遂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适当概括”，“‘周礼尽在鲁矣’等于说‘周之文化中心在鲁’”（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这是对的，但周公制礼有哪一些内容呢？ 传说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的说法，也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曲礼》）的说法，但对于这些，过去我们是不知哪些周人古已有之，哪些又是承殷人而来，又有哪些是经周公的创造而成。杨向奎先生曾经分析说：
    来源颇古的礼，西周初经过加工改造，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比如《大武》来源于原始战争中的呐喊助威；原始社会礼仪之交易的性质变作西周之交易而带有礼仪色彩，也就是在“礼尚往来”中减轻了交易性质。这种改造工作出自西周初的统治者，当时和后来人都把这种工作推到周公身上，所以有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因此遂谓《周礼》、《仪礼》也出自周公。（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