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材料可以说明：（一）蔡为楚县后，蔡的贵族组织并未打破；（二）蔡为楚县后，蔡的国人机体也没有被打散，且仍起着作用；（三）蔡县的原蔡贵族朝吴，在这场叛乱中起了很大作用；（四）蔡国原先的国人仍旧出赋从军。公子弃疾所帅军队共有“陈、蔡、不羹、许、叶之师”，这样，不仅蔡，而且其他各军也都是原来旧有的国人军队。被灭国成为楚县后，其原来的国人军队仍保留，成了楚的武装力量，基本成份并没有变化。楚的“申、息之师”、“上国之兵”、“东国之兵”、“陵师”、“繁阳之师”等都是这种情况。其中申、息二县之师成为楚国北进的主力。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楚出兵救鲁伐齐，就派申公叔侯前往戍守。又如《左传》成公六年：“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这种县军的将士都是原来的国人，例如，晋楚城濮之战，子玉所帅申、息之师损失很大，子玉被迫自杀，杜预注曰：“申息二邑子弟皆从子玉而死”。楚的所谓灭国置县，只是原先的国君为楚王所任命的县尹或县公所代替，原先的国人，贵族机体并没有被打散，还表现在某些小国被灭后很容易复国。例如，立国于西周初期的妫姓陈国和姬姓蔡国就曾一再被楚国灭而又复。据《左传》记载，宣公十一年（楚庄王十六年）楚第一次灭陈，同年，经劝谏，庄王“乃复封陈”。这是陈第一次灭而复封。昭公八年（楚灵王七年），楚又乘陈国内讧而灭陈置县。公子弃疾借陈、蔡等的力量而登位后，再次封陈，以结好诸侯。这是陈第二次灭而复封。陈第三次被灭是在哀公十七年（楚惠王十一年）。惠王之后，陈、蔡又曾复国，并且历经楚的简王、声王、悼王、肃王直至宣王时，又存在了近百年之久。［21］国家被楚征服而沦为县以后又重新复国的情况非止一例。如果当时置县后，内部结构发生变化，那么，若干年后由县再复国是困难的；正因为原先灭亡时除国君被杀外其他变化不大，所以，只要有风云变幻，便能轻易复国。《左传》宣公十二年载：
    楚克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希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这段材料表明当时郑面临着三种命运，值得注意的是，郑伯最希望得到的处置是“使改事君，夷于九县”，把这看作是一种最为宽大的灭国形式，因为这样“不泯其社稷”，也就是保留旧的贵族、国人组织，这是郑襄公出自“孤之愿也”的真情实意。
    第三，楚县的长官称为县尹或县公，多为王族或强大的世族出任。杨宽先生指出：“春秋时代楚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世族世官制。所谓世族世官制，就是国君属下的高级官职，由国君在几个显贵的世族中挑选显要人物轮流充任”。［22］此说甚是。见于史传的权尹斗缗、申公斗班、申公巫臣、息公屈御寇等，多出于楚之强族或王族。县尹（县公）的地位很高，仅次于令尹和司马。（注：《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楚令尹子西曰：“楚国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县尹（县公）的选拔主要限制在狭隘的几个贵族圈子内，有些县的长官也就由贵族的宗族所垄断，甚至有县尹世袭的情况发生，例如，申的县公。有的县尹退休后要回到本县，例如，叶公子高在平定白公之乱后，就“老于叶”（哀公十六年），申公的后人年老退休也要回到申县养老：“申叔时老矣，在申”（成公十五年），杜预注曰：“老归本邑。”由旧世袭贵族或王族担任县尹（县公）的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成为叛乱的基地，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蔡公弃疾叛乱外，例子还有：《左传》文公十四年载，申公子仪伙同公子燮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虽然失败了，但它又引起析公的叛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楚县县公与县的结合受当时封邑形态的影响，还反映在当时人们的议论中。《左传》宣公十一年载楚庄王攻克陈国之后，称“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这里，把县公与诸侯相提并论。《左传》昭公十一年载申无宇言，把担任蔡公的公子弃疾和郑的公叔段等人相比，反映出把楚的县公和各国的受封者看作同一类型。
    以上考察了楚县“不变”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楚县还有“变”的一个方面。刘家和先生指出：“这样在楚王任命的县尹主持下，原先国人仍基本保持其原有地位的县，实际是由楚王控制了其军事和外交权力的不成为邦的邦（以其内部结构来说未变），当然与秦汉以后的县有原则不同。可是，这种依照邦的模式设置起来的县制，毕竟在对邦的体制起着否定的作用。”［23］
    第一，从楚县和本邦的关系来看。最初县只是野的扩大，但是，随着县制的发展，楚本邦和诸县以至于旧的国和野的区分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按照邦的传统，国人有出赋从军的义务，野人则在政治和军事生活中没有什么作用。楚灭国置县，以被灭国家的国人为兵源，组织强大的军队，这就意味着对邦的传统的突破。对待国人的原则推及非国人是对邦的否定。公元前548 年（楚康王十二年）楚掩庀赋“除了九种土地的区别（从而产生收入的区别）以外，没有承认其他任何区别，如‘国’和‘鄙’的区别，楚本邦和由征服而来的地区的区别”［24］说明，春秋后期，在楚国，国与野、国人与野人、楚本邦与楚县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
    第二，从楚国王权的发展来看。随着县制的发展，楚国王权逐渐强大起来。这表现在：一方面限制王权的力量在减弱。在原先的邦中，王权一方面受到贵族的限制，一方面也受到国人的限制，国君可以征发国人出征，但是，要尊重并保证国人之为国人的地位。《左传》成公二年记，楚人兴师伐卫，令尹子重曰：“……且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悉师，王卒尽行。”这段材料表明国君要保证国人的地位。但随着县制的发展，贯彻王权的条件逐渐建立，这表现在有利君权的力量在加强。一则，随着置县的展开，传统的分封制被逐渐削弱，县尹（县公）的任命虽没有摆脱贵族政治的范畴，但他们都由楚王亲派，楚王可以随时任免或调迁他们，这本身就意味着直接统治的加强。如《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左传》昭公八年载：“（楚灵王）使穿封戌为陈公”。二则，楚县县尹（县公）中已有非楚贵族担任。《左传》定公四年记吴楚之战，说沈尹戌曾经“臣阖庐”，由此可知，沈尹戌为吴人之奔楚者。沈尹之子沈诸梁，亦称叶公子高或叶公诸梁，担任了楚叶县的县公，并且参与楚国的重大政治决策。清人阎若璩之《四书释地续·叶》对叶县的地位和叶公的作用有如下评价：“楚尝争霸中国，连山累石于此，以为固，号日方城，盖春秋时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筑梁镇抚焉。”（《皇清经解》卷二十一）《战国策·楚策一》记莫敖子华曰：“昔者，叶公子高身获于表簿，而财如柱国；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掩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注：此段文字问题甚多，诸祖耿先生有一番考证：“鲍彪曰：叶公子高，名诸梁。表，野外；簿，林也。言其初贱。财、材同，柱国以子高为材。金正炜曰：按诸梁为沈尹戌之子，不得言初贱。广雅释诂：获，辱也。又《周礼》：‘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注：俘而取之曰获。《楚辞哀时命篇》注：获，为人所系得也。表、簿未详，或为长簿之讳。《楚辞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簿’，注：庐江、长簿，地名也。此举叶公行事，惟无考证，惟当缺疑。柱国，都也。见《齐策》高注。‘财于柱国’，或即富可敌国之意，鲍注义亦未安。祖耿案：《旧事》‘昔’下无‘者’字，‘高’下无‘身获于表簿，而财于柱国’十字。”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8页、第771页注⑩。）可见，沈尹戌的儿子已经在楚国军国大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三则，楚县县尹（县公）多数是不世袭的。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曾着重探讨了楚国的县公是否存在世袭的问题，并重点对楚国历任的申公作了考察。认为除了第一、二任申公出于世袭之外，其余申公不见有世袭的，申公以外的县公（县尹）也不见有世袭的。（注：参见平势隆郎：《楚王与县君》，载《史学杂志》1981年第90卷第2期，第36-56页。 转引自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页。 关于楚县是否世袭，学者有不同看法，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Ⅰ卷的“郡县制”条就认为春秋时期县的长官一般由强大的世族担任，往往父子相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Ⅰ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10页。）四则，县和旧的采邑的不同之处，大致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楚县直属国君，县民要出赋从军，楚县的军队很有战斗力，楚王对军队有调度权。县内的征赋的制度，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也利于加强边防。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前引申、息之师。由于县的军队在楚军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楚邦国人军队的比重相应下降，于是王权逐渐强大起来。县也成为国王在危急时可能借助的三种力量之一。《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与右尹子革的对话说明国人、大都（《楚世家》作“大县”）、外力（诸侯）是当时楚王可能凭借的力量；其中，由于县悬系于国君之手，有强大的兵力，如果能以大县为依托，再争取一些其他国家的支持，情况可能改观，可是，由于县“皆叛矣”，灵王只得“独仿徨山中”，最后“王死于申亥家”（《史记·楚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