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谓成鳟：“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戊之为人也，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虽与之县，不亦可乎？……”
    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女。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这段材料须特别注意的地方在于，魏献子挑选县大夫的原则是赏功和举贤，受县者中虽有亲属，但原则是尚贤了，这与按照亲亲关系分封采邑很不相同，至少说明，在县大夫职务的任用上，宗法血缘关系已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当然，春秋时，“贤”仍限于贵族中，“由氏族贵族到军功贵族，即氏族贵族的世袭统治到有才能的人登上政治舞台的质的转化时期是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是战国时代的事”。［31］
    第三，县大夫有疑难要请示执政者。这表明他们是执政者为了管理各县而派的长官。《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被魏献子任为梗阳大夫的魏戊到县后，梗阳人有狱，戊不能断，乃上诸执政献子。“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戊以狱上。”杜预注曰：“上献子”，即上交中央的执政者魏献子。表明县大夫对执政的关系本质上是上下级关系。《左传》哀公四年载，楚国蛮子赤逃亡到晋国的阴地，楚司马征召丰地、析地人和狄戎入伍，逼近上雒，“士蔑请诸赵孟”，赵孟让其快点把人交给楚国，士蔑就设计逮捕了蛮子和他的五大夫，在三户交给楚军。
    第四，从春秋中后期开始，列国中卿大夫阶层的势力逐渐兴起，强宗大族于是形成，结果贵族坐大，国君公室衰微，卿大夫家族对于春秋中后期列国集权政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时再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了，形成世卿擅权局面。晋国卿族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春秋晋县所起的作用，不是加强君权，而是加强卿权。晋国之卿，多非出自公族。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卿族日益强盛。由于晋县多作为卿大夫封邑，成为其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本，逐渐势力强大，形成实际上的邦中之邦，为卿大夫集团的当政奠定了基础，最后导致三家分晋，完成了从卿大夫专权到自立为君的历史过程。
    晋县出得起重赋，有强大兵力，成为晋三军的重要组成单位。前引《左传》昭公五年载楚大夫远启强从分析韩、羊舌二氏及晋国的实力入手力谏楚王不要加刑于韩、羊舌二人以辱晋，可见晋县力量非可小视。到了春秋末期，韩、赵、魏、范、智、中行六卿把持着晋国的政权，“政在家门”的政治局面形成。这时的县已属六卿，成为他们的重要根据地。六卿往往任用县大夫治理其县，县大夫直接听从于他们；与分封出的小宗不一样，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统一宗；也不像以往的受封者那样拥有自己的封土；于是，传统贵族封邑的独立性就在强宗假公济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野人也在这过程中大量投身军旅，与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异也逐渐泯除。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六家吞并成四家，四家成三家，最后韩、赵、魏三家分晋。卿大夫专权以至夺取政权后，为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必然不能再沿袭旧的统治模式，没有再实行分封制，即不是把土地分封给下属，而要选择创造新的统治方式，设立（郡）县，派官治理，县制成为其统治地方的重要手段。
    以上这两类各具特色的县制都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由分封向郡县制转变的过渡形态。春秋县制的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春秋时代县制由西周演变而来，起源于邦的模式，是邦的扩展，没有最终割断旧传统的脐带，受着国野格局、世族世官制、分封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春秋县制毕竟对邦有着否定作用。尽管在楚晋表现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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