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之存有问题，首先是由《四库》馆臣提出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此书提要云：
    至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互有不同。今据《永乐大典》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于录焉。（注：其中“永乐大典所题与……相合故”十字，此书卷首提要无，当是在将单书提要合为总目时修订增添。）
    按，提要所举书名异名多经简化，为便于下文讨论，今恢复全称如下：《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作《建炎以来系年要记》，《宋史》卷四三八《李心传传》作《高宗系年录》，《玉海》卷四七《艺文·编年》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馆臣所定之书名，实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馆臣据以辑出此书的《永乐大典》诸卷，今已全佚，未详所题究竟为何。至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则今存《朝野杂记》诸本皆无，《朝野杂记》提要也只说甲集、乙集“书前各自有序”，“其书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并冠以国史本传暨宣取《系年要录》指挥数通”，再未言及另有什么自跋，颇疑《系年要录》提要有误。则关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名，馆臣所定者与《文献通考》有“要录”与“要记”之异，与《宋史》本传主要有“建炎以来”与“高宗”之异，而《通考》与《宋·传》则同处于被馆臣摒弃之列。其所提供的依据，今日除《玉海》以外，已皆不得见。而问题在提出的同时，似乎已经获得解决。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陈智超先后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和《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载《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中重新提了出来。 《发覆》一文所“发”的第一个“覆”就是“复本名”：
    《要录》的原名，究竟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是《高宗系年要录》，自清代以来就有争论。我过去断定原名为《高宗系年要录》，理由是：一、《宋史》本传作《高宗系年录》。二、《要录》只有高宗一朝记事（参见《中国古代史史料学》，257页）。现在， 我更找到了支持这一论断的新证据……《永乐大典》的题名只是《系年要录》，而未明确是“高宗”还是“建炎以来”。……正因为它原名《高宗系年要录》，而又收在“高宗”事目中，《永乐大典》编者为了避免重复，所以只题为《系年要录》。
    则智超所谓“新证据”，不是直接的书证，而只是基于《永乐大典》体例的推论。这一“新证据”，连同他1983年提出的两点理由，似都有重新商讨的余地。而他所说的“复本名”，恢复的究竟是何种本名，是作者李心传自己所称之名，还是宣取和奏进之名？是宋代社会流传的刻本或抄本之名，还是《永乐大典》录入此书时所题之名？也是欠明确的。今不揣浅陋，草此短文，以就教于智超同志及史界前辈和方家。
    二、作者自称
    作者自称何名？直接资料今已难觅。《朝野杂记》有无自跋，是个疑问。乙集自序言及的“高庙系年”，显然不能视作定名的依据。其言如下：“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按指乙集），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铅椠纷然，事遂中辍。”“高庙系年”未为书名，其义与“高宗朝编年史”相当，系特指，而非专名。此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自注中，李心传曾言及：“臣修此录，凡系月日者，必以国史为断。”（注：见卷二建炎元年二月丁亥知中山府陈亨伯为步将沙振所杀条自注。）云“此录”不云“此记”，虽可为判断“要录”“要记”之异增添一则佐证，然意义不大。能为作者自称何名提供重要线索的，是自注的如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书名改作《建隆以来系年要录》：“应姓名已见《建隆以来系年要录》者，此不别出，止注其爵里于下，以便稽考。”（注：见卷一追述记事“〔陶〕悦，节夫子”下自注。《建隆以来系年要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本皆同，广雅本（以及从之而出的《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排印本）错误地臆改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自认为他的著作是接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写的，不仅在内容上处处注意到与前书的衔接，而且在著作的命名上也来了个以人就我的强求一致。如果李心传不是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就不可能将李焘书的书名改作相对应的《建隆以来系年要录》。
    二是写入了不少与孝宗朝以后记事相照应的内容。如：
    卷一九四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丁酉，四川总领王之望括田契税钱，“岁中得钱四百六十七万余引，而极边所捐八郡及泸、夔等未输者十九郡不与焉”下自注，注出了正文“岁中得钱”云云的依据是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王之望的申奏状，并简要节录了有关内容，最后复说明“详见本年月”。亦即说明在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的记事中有此奏状的详细著录。
    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己亥，王之望乞根括契税钱条自注：“按，白契事行之已久，今又有此申明，恐与宣谕司异论故也。今年十二月戊寅白札子所云可参考。”注明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寅记事的内容有所谓“白札子”，即四川安抚制置使沈介的论事札子（注：参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田契钱（王瞻叔括契本末）》。）。
    高宗朝《系年要录》的内容截止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子的高宗禅位、孝宗即位，李心传当年奏进之本即是如此，并非今本有所佚缺。上引两则自注注明“详见”的申奏状和“可参考”的白札子，当都是孝宗朝《系年要录》的内容，而作者却是将它作为同书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连照应对待的，与纯属高宗朝的同类自注绝无二致。又如：
    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四川总领所调利路民夫运粮赴军前条自注：“隆兴二年十月、乾道二年正月所书支还运米脚钱事可参考。”
    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正月甲午市军器物料条自注：“泛抛物料，乾道三年九月辛巳所书可参考。”
    卷一八○绍兴二十八年九月甲申，邓昂上书论关外营田利害条自注：“庆元六年十月王宁措置可参考。”
    以上三条，尤其前两条自注，注的都是高宗朝《系年要录》以外的下文某处“所书”可参考。益可见李心传首次奏进的虽是高宗《系年要录》，但却是将它作为分批奏进的完整著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本身即作为一部独立著作奏进的。如果他要为他的著作命名，也只可能是一个总名，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不可能每奏进一次更换一个书名，分别称作《高宗系年要录》、《孝宗系年要录》、《光宗系年要录》。至于其下文，即接续部分最后未能完成或未能奏进，那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