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嘉定七年（1214）的岳珂《愧郯录》卷六《北使借官》条曾引述此书绍兴二十八年五月戊寅记事，以“陵阳布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曰”领起（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
    以上两则所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年备要》或曾删一“要”字）当是正式书名。特别是后者，于本书奏进后的第四年即予称引，尤其值得重视。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三《书惠厚下〈艰难录〉后》：“予观惠君《艰难录》……虽其受命于危难之际，强弱不敌，不能成功，而始终一节，自归君父，亦可书矣。良史因事载之典册，令后世知其有名，宜矣。”“良史因事载之典册”下自注：“《中兴系年要录》载此事。”按，事见今本《系年要录》卷一六建炎二年七月辛亥正文和卷五建炎元年五月丁未自注。
    参照前揭今存宋刻残本，《系年要录》前加“中兴”或“皇朝中兴”，可能是此书的别名，亦即另一正式书名。
    李肖龙《崔清献公言行录》卷二：“隆州进士李心传，累举不第，以文行闻于国，诸经皆有论著，尤精史学，尝著《高宗系年录》，号详洽，国史院取其书备检讨，又纂集隆兴、乾道、淳熙典章，及著《泰定录》等书，以白衣召入史馆，亦公特荐。”文末原注“家集”，其直接依据当是崔与之的荐札稿，而荐札稿则主要参考宣取和付出《要录》的两通指挥。《泰定录》的全名为《西陲泰定录》（注：见《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高宗系年录》则是许奕进书奏状中《高宗皇帝系年要录》的省称，而且是与许奕进书奏状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
    牟《陵阳集》卷一二《周公谨〈齐东野语〉序》：“野史杂录尚矣，疑传疑，信传信，为史者网罗散失，率多取焉，否则参稽互质焉。……《续长编》号为谨严，乃以《湘山语录》附见开宝之末。建绍以后，曾布《日录》、蔡（鞗）[絛]《后补》，初不以人废。而《秀水闲居》之类，《系年要录》亦颇及之。然皆随事考析，或为疑词，故不足以累其书。”使用的是《系年要录》这一简称。高斯得笔下出现过《要录》简称，也出现过《中兴系年要录》全称，已见前引。此外见到的简称，绝大多数都作《系年录》。如：孙梦观《雪窗先生文集》卷二“故事”第二则为“高宗皇帝诏籍记赃吏姓名”，其下注：“出《系年录》”。乐雷发《雪矶丛稿》卷三有《读〈系年录〉绍兴八年以后事》诗，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有《题〈系年录〉》诗。都是显例。
    其性质介于地理总志和类书之间的王象之《舆地纪胜》和祝穆《方舆胜览》，都曾大量引录李心传此书。《方舆胜览》所引凡二十六处，除一处作《皇朝系年录》外，其余全作《系年录》，初见处则作“李心传《系年录》”（注：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本《方舆胜览》书末所附“引书索引”。初见卷一“浙西路·临安府·佛寺”下“天竺寺”条；“《皇朝系年录》”见卷二七“湖北路·江陵府·形胜”下“为吴蜀之门户”条。）。《舆地纪胜》更多，仅卷四八“淮南西路·和州”所引即达十处，亦皆作《系年录》，唯卷一“行在所”初次引用时作“李心传《中兴系年录》”。颇疑两书所引，其全称或即《皇朝中兴系年要录》。
    至于类书引录的情况，也有值得注意之处。笔者从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共检得《中兴系年录》引文三十九条，《系年录》引文二十三条。有时在同一事目下，如后集卷二五《台官门·殿中侍御史》，其“不畏强御”条所录注出《系年录》，“骨鲠殿院”条所录却注出《中兴系年录》。又如后集卷二九《六部门·礼部侍郎》“抗声和议”“张守正人”“广问老成”三条同在一页，其所引出处，前者注《中兴系年录》，后两者注“并《系年录》”。未详何故。
    在注明出自《中兴系年录》的引文中，如后集卷一八《宰属门·左右司》“冈言颐浩”条所录，见今本《系年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辛丑记事，其下李心传自注：“王冈事，据孙觌撰墓志增入，不得其时。按史，冈以今年五月除（左）[右]司，颐浩罢乃去，故因汝明追官附此。但觌以为讨论宣、政误恩，却误。此时已罢讨论滥赏，但令吏部审量耳。”其内容曾经李心传独具匠心的处理。足证《中兴系年录》即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别名。
    在注明出自《系年录》的引文中，后集卷二三《经筵门·侍讲》“四字积要”所载系王岩叟侍讲筵事，时间当在元祐四年前后，注出《系年录》显误。又后集卷二二《翰苑门·翰林学士》“视草甚劳”“归赐御书”两条所载皆周必大为学士事，而周必大乾道六年七月始兼直学士院，淳熙四年五月始除翰林学士；卷二三《经筵门·侍讲》“隻日讲读”条所载系淳熙七年事。此三条，若其所注出处《系年录》不误，则所指似是孝宗朝的《系年要录》。
    关于孝宗朝《系年要录》，李心传虽未完成，但却在他的弟子高斯得手里完成了。《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谓丁大全既谪，斯得“移浙东提举常平。命下，给事中章鉴缴还。斯得杜门不出，著《孝宗系年要录》”。丁大全开庆元年十月罢相，景定二年（1261）七月责授贵州团练副使、贵州安置，则高斯得之著《孝宗系年要录》，当始于景定二年以后。又《耻堂存稿》卷八《孤愤吟》十三首之十三：“阜录新书幸已成，名山藏去复传人，毋令十载编摩苦，竟与家书共厄秦。”题下原注：“甲戌十一月以后，边事日急，作此以纪一时之事。”甲戌为咸淳十年，此诗或即作于咸淳十年（1274）、德祐元年（1275）冬春。“阜录新书”指《孝宗系年要录》，“十载编摩苦”，费时十年，时方完成，与本传所云肇始于景定二年稍后合。而据谢维新自序，《合璧事类》的成书时间是宝祐五年丁巳（1257），在高斯得开始修纂前，不可能预引高斯得此书的内容。其所注出处，或者另有所指，或者很可能是误注（注：《宋史资料萃编》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末所附王德毅《李心传著述考》“《孝宗要略初草》”条：“据祝穆《事文类聚·遗集》卷三所引淳熙七年隻日进读故事，下系出《系年录》，足见《孝宗系年要录》至元初犹存。”（第6782页）来可泓全沿其说，见《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第160页。类书往往辗转抄袭。下系出《系年录》的淳熙七年“隻日进读”故事既然早在高斯得《孝宗系年要录》着手编纂前已见于《合璧事类》引录，它就绝不能用为其书“元初犹存”的证据。）。
    从《玉海》中，笔者粗检所得，共计七处，其中正文五处，注文二处。无一例外，皆署作《系年录》，而且皆能从今本《系年要录》觅得相应引文。鉴于《玉海》卷四七《艺文·编年》曾著录此书全名，则《系年录》显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简称。
    以上引述的诸文献的作者，除个别例外，都是曾亲自获见或阅读过李心传的这一著作的。不管是刻本还是传抄本，正式书名不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或《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两者，而《系年要录》、《中兴系年录》、《系年录》、《要录》等简称，也不外是此两者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