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宣取和奏进时所称
    《朝野杂记》提要提及的宋成都辛氏刻本所冠以的“宣取《系年要录》指挥数通”，今存，除影宋抄本外，又见《武英殿聚珍版书》福建刻本以及据福本排印的《丛书集成》本《朝野杂记》卷首（注：按，《朝野杂记》卷首所载“指挥”三首和“公牒”一首的题目皆后人所拟，有与内容不甚相符者。本文仅从公文本身而不从拟题取证。）。其《宣取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是依据国史院曾等十名官员的联合奏请颁发的，全文如下：
    窃见太常博士李道传之兄心传，裒次高宗皇帝一朝长编，已缮写成净本，未敢自擅投进。欲乞朝廷特赐敷（奉）[奏]，令道传缴进。仍乞降付国史院，以备参照编修正史。伏候指挥。嘉定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圣旨：依。
    则在宣取时，李心传此书尚未命名，是以“高宗皇帝一朝长编”指称的。接着，新潼川府路安抚使、知泸州许奕和李心传之弟李道传各奏进一部。许奕的进书奏状云：
    臣伏见隆州乡贡进士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于是纂辑科条，编年记载……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故兵部尚书杨辅前年蒙命召，尝取其所录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缮写成五十册，欲以进上，会中道改除，不果。臣顷蒙恩兼修玉牒，求得此书。……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五十册，谨随状上进以闻。
    李道传的进书奏状云：
    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注：两道奏状皆见《朝野杂记》卷首所载《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
    从这两道进书奏状可知，李心传书的全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作者本人命名，简称《系年要录》。至于“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严格说来，只“系年要录”是书名，而“高宗皇帝”则表示其书某一部分内容范围的限定性称呼。它与另两道公文，即《朝省坐国史院札子行下隆州取索孝宗光宗系年要录指挥》中的《高宗系年要录》，《国史院遵奉圣旨指挥下转运司抄录孝宗皇帝光宗皇帝系年要录公牒》中的“孝宗皇帝朝系年要录”、“光宗皇帝朝系年要录”，在用法上是一致的，亦应作统一理解。
    四、刻本和传抄本所题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宋时已有刻本。《四库》提要曾提及：“《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贾似道此跋，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犹附书末，文津阁本、广雅书局本皆已删削不存。跋作于宝祐元年（1253）八月，其中提到：
    臣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天，功德巍煌，布在方册，而广记备言，有裨一朝巨典，则惟臣心传撰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首为成书。……乃以臣所藏蜀本《系年录》二百卷刊于州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仅限于高宗一朝，而书名仍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且可简作《系年录》。分卷与进奏本有异，已从一百卷增分为二百卷。如果其底本“蜀本”亦是刻本，则《系年要录》在宋时业已不只一种刻本在流传。
    此外，傅增湘于1925年11月曾经见到、1931年2 月再次见到之此书宋刻残本，今日犹存，已入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书名，傅氏所录作《皇朝中兴系年要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核订作《皇朝中兴系年要录节要》，乃是此书节要本的宋刻残本。存卷八至十七，凡十卷。全书卷数不详（注：参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55页， 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52页。）。书名与贾似道所刻有异， 当是另一系统之书的节要刻本。
    南宋的主要书目和著名类书对李心传此书都曾著录，其书名分别作：
    袁本《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赵希弁《附志》“编年类”：“《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二百卷”（注：《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注：《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史类·编年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注：中华书局点校本，底本为以元至正本配以明成化本的《百衲本》。）。
    王应麟《玉海》卷四七《艺文·编年》：“嘉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百卷（注：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元至正十二年重刊本。）。
    《郡斋读书志·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或十年前后，著录的不会是宝祐元年（1253）贾似道在扬州的刻本。而二者又都是实见其书才著录的，赵希弁且“尝为补注一书，颇为详备”，则所著录的若非另一刻本，即是流传民间的传抄本。《宋史·艺文志》，据其小序，乃是将宁宗以前四部国史的艺文志合为一志并补以宁宗以后材料而成的，李心传书当是《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原所著录者。而《中兴四朝国史》诸志，李心传本人不仅曾直接参预其事，而且是在他亲自主持下修纂的。至于《玉海》，其直接依据似是嘉定五年五月《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此四书著录的李心传书的正式书名，当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直斋书录解题》且曾提到：“亦尝自隆兴后相继为之，会蜀乱散失，不可复得。”也就是，其内容并未包括孝宗以后各朝，而其正式书名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唯《附志》有“中兴”二字为小异耳。
    宝庆三年（1227），李心传在《员兴宗〈九华集〉序》中曾说：“余尝奉诏增辑中兴以来放失旧闻，因得公谏草而读之，为之三复流涕，不能止也。”员兴宗“以忠言辅上于乾道之际”（注：亦李心传《〈九华集〉序》中语。《序》见《九华集》卷首。），文中云云，当指孝宗朝《系年要录》的修纂，尚未完成也。所以前一年，即宝庆二年，程公许才说：“中兴巨典未杀青，千古传疑须折衷。”（注：《沧州尘缶编》卷六《送李微之以史学召》。）约淳祐元年（1241），吴泳又说：“却仍携，新草阜陵书，归山泽。”（注：《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五吴泳《鹤林集·再游西湖和李微之〔满江红〕》。）直至南宋末年，高斯得仍说：“秀嵓《要录》，惟高宗一朝。”（注：《耻堂存稿》卷七《闲中读书次第》自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孝宗朝的《系年要录》李心传确已完成，并曾在社会上流传。宋代文献中无论以全称或省称提及此书，指的都是仅只记载高宗一朝史事之书，而所称之名则有如下几种情况：
    成书于绍定二年（1229）的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列有引用书目二十一种，其中之一即是李心传此书，书名作《建炎以来系年录》，作者作“李秘读心传”（注：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