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