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 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 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 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 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拉兹要发起“宋史计划”呢？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宋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呢？这是基于巴拉兹及参与合作的学者对中国宋史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巴拉兹认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献丰富，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展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第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见，这些学者明确地认为，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转折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
    当然，在历史分期上，我国学者与上述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继续进行研讨。但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在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这次国际合作的“宋史计划”，对于促进中国宋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宋史研究蓬勃发展。全国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已举行年会七次，每次年会出版一本论文集，现有会员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宋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更频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史上“造极于赵宋”，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要对宋朝研究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
    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对宋代社会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准确、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