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莽开始，汉家尧后这一思想便被官方所承认。刘秀在建立政权之前，强华为他献上的《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充分利用这一图谶，以此作为登上皇帝宝座的受命之符。建元二年（26年），刚刚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便“始正火德，色尚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正式确立了火德制度。汉家尧后这一政治史观到光武帝时总算成为定制。班固对汉为火德持维护态度，他在《汉书·高帝纪下·赞》中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在《汉书·律历志》中以最完整形式得以体现，它的帝系排列虽与刘歆等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却使汉家尧后说以史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观的重要史料。王充对谶纬神学虽持坚决批判态度，但他也支持汉为火德说。特别是古文学家贾逵，更是把汉家尧后、汉为火德之说归入自己学派的功绩簿之中：“《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今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注：《后汉书·贾逵传》。）汉为火德说不仅对汉代儒学产生深刻影响，而且道家也支持这一政治史观。东汉后期出现的《太平经》是道家和谶纬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著作。《太平经》对阴阳五行作了神秘主义的论述，在五行中，火被赋予最尊贵的地位：“火能化四行自与五，故得称君象也。木性和而专，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坚刚，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坚成瓦。水自与五行同，又能变化无常，其性动而上行。”（注：《太平经·安乐王者法》。）《太平经》极力抬高火的地位是因为汉为火德，《太平经》这一思想无疑起到了宣汉的作用。
    四、“三统说”及其发展
    与“五德终始说”和“汉家尧后说”平行发展的，是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董仲舒是西汉前期公羊学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吸收了大量的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也把五行运用到政治生活之中，但他只把五行作为五种相生相克的官职，这不同于邹衍的五德历史观。在政治历史观上，董仲舒发挥了公羊学的“通三统”思想，认为历史是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的，如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继周的朝代又为黑统。每个新受命的王朝必须改革旧王朝之制，实行自己的制度、服色，同时又给上两个朝代的王者之后划块地方，让他们还是实行自己的制度、服色。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表示新受命王的宽宏气度，同时又使政制有所因循和借鉴。董仲舒的历史模式为：一新王即位，与前两代并称三王，两代之上便称为五帝，五帝之上又称为九皇，列到九皇之外的帝王便成为平民，不再计在帝王之列。董仲舒的“三统说”虽在形式上与邹衍“五德终始说”不同，其实是对“五德终始说”的继承和发展，它超出邹衍的地方是它更注重革新历法，而且也强调了因循的重要性。总之，董仲舒是把先秦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儒学的第一人，他的天人感应说直接导致了谶纬神学的产生。
    董仲舒的三统说，对整个汉代的政治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士人普遍支持这一政治史观。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弟子，他继承并发展了董仲舒的三统说，他把商代归为白统，把周代归为赤统，并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注：《史记·高祖本纪》。）这是典型的三统循环论。刘向是谷梁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对三统说非常推崇，认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注：《汉书·楚元王传》。）戴圣在《礼记·檀弓》中认为：“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这一思想可谓董仲舒三统说的翻版。班固也认为：“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注：《汉书·艺文志》。）《白虎通义》全面继承了董仲舒的三统政治史观，它认为：“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注：《白虎通义·三正》。）《白虎通义》认为历史是按照三统顺序循环发展的：“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注：《白虎通义·三教》。）《白虎通义》以法定形式把三统说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汉末公羊家何休全面继承了董仲舒的三统说，他也认为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他同董仲舒一样也认为继周者为孔子的《春秋》，所以《春秋》当为黑统。何休虽对董仲舒三统说采取了继承态度，但他感兴趣的不是三统循环历史论，而是“《春秋》当新王”这一思想，既然《春秋》当新王，那么它就和王者一样可以改制立法，这样《春秋》便成为孔子托古改制的政治哲理书。何休的三统说，主要发展了他的政治哲学观，而非历史哲学观，他的历史观主要通过“张三世”表现出来。何休把公羊学的“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发展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认为历史是由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再发展到太平世，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一步步向前进步。到太平世，人类便进入“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美好世界。何休的“张三世”强调的是“变”，而非历史的简单循环，所以他的历史观和董仲舒以及汉代阴阳五行下所有的政治史观不同。他的历史观后来被清末公羊家特别是康有为所接受，成为他们政治改革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