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对质文说进行了发展，在《三正篇》中，它认为“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质性，后乃有文章也。”《白虎通义》在此用阴阳学说对质文说进行了论证，并对“质法天，文法地”进行了解释，以此证明先质后文的正确性。《白虎通义》认为文家和质家的区别是：“文家先改正，质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质。文家先其文，质者先其质。”在建立国家之前，先确立国号、正朔、制度的便是文家，而先通过武力征伐掌握政权，然后再确立国号等的便为质家，商代是先伐，所以为质家，周是先改正，所以为文家。
    公羊家何休对质文说有更多发挥，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多次阐发了他的质文说。何休的质文说继承于董仲舒，并对董学进行损益和发展。何休认为：“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他继承了董仲舒的“《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质”思想，并在《春秋公羊解诂·桓公十一年注》中进一步发挥道：“《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一称无所贬皆从子，夷狄进爵，称子是也。……王者起所以必改质文者，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亲亲而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烦。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质而亲亲，及其衰敝，其失也亲亲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亲。故复反之于质也。质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从子者制由中也。”何休认为，王者所以要改质文，是因“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质家的特点是“亲亲而省”，而文家的特点是“尊尊而文烦”。质和文都是在王朝衰微，德运已衰时起到相互补救的作用，这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孔子的质文说对其他今文经学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礼记·表记》中说：“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礼记》基本上是戴圣的作品，他也把历史分为质文两种，但他认为夏朝为质，而殷周为文，这是和董仲舒等公羊学家不同之处，但他们的基本主张确是相同的。刘向在《说苑·修文篇》中说：“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正朔三而复者也。味尚旨，声尚宫，一而复者。故三王术如循环。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圣人之圣也，如矩之三杂，规之三杂，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刘向在此把质文说和三统说共同论述，他虽为谷梁学者，但他的质文说和三统说则和公羊学基本相同。不仅今文学家，汉代的古文学家也对质文说多有发挥。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引《公羊》说云：“质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从质，故得立其弟。”说明他对孔子的质文说是接受而且赞赏的。
    秦汉时期出现了四种最主要的政治史观，在这四种政治史观中，五德终始说和汉家尧后说都以五行的运转为原则，所以本身便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而三统说和质文说虽不直接源自阴阳五行学说，但在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框架下，它们得到了重新诠释，而使两种学说都阴阳五行化。从三统说和质文说可以看出，董仲舒是从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两个方面看待历史发展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提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在此董仲舒把阴阳学说引入他的历史观之中，并在大量论述之后得出结论：“殷之德阳德也，”“周之德阴德也，”这样，三统说与质文说便与阴阳学说揉和在一起。以后的学者也都遵循着这一思路，特别是《白虎通义》，更是直接用阴阳学说来论证三统说及质文说的合理性。从此看，这四种政治史观都同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相关，都是汉代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出发点，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的结果。
    五德终始说主张新王朝以武力手段彻底推翻旧王朝，注重政治的全面革新，这正迎合了秦始皇时“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搞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注：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甲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之政治形势，这是秦始皇特别欣赏它的重要原因，也为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汉中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刘氏王朝害怕别人也用暴力手段来取代他们，所以便不再宣扬五德终始说，这是五德终始说被兴起的汉家尧后说代替的重要原因。汉家尧后说虽在政权交接形式上与五德终始说不同，但它所关心的也是政权的改变，只不过主张用温和的手段而已。三统说也主张政权的革新，但它同五德终始和汉家尧后说不同的是，它更注重历法制度方面的革新，特别强调改正朔，主张新政权确立自己的历法制度，而且还非常强调因循的重要性。质文说的特点则比较模糊，汉代学者主张质文说的特别多，但对质文说的内涵却少有人讲清。从汉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质文说所关注的基本上是政权的形式和特色，而非政治制度本身。三统说和质文说都不关注于政治制度的革新，“都只是统治形式的改变，绝不意味着在实质内容上有什么变化。”（注：许殿才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1页。）从以上看，这四种政治史观所侧重的角度有着差别，它们相互并不矛盾，所以能够平行发展而不发生冲突。
    在汉代，许多学者都对这四种政治史观采取兼而取之，相互印证的态度，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五德终始说、三统说、质文说采取了兼而存之的态度，而且他似乎想调和三者的关系，他把商归为白统，周为赤统，这是明显的三统说，但他又认为周为火德，这似乎是有意调和五德终始说同三统说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更对三统说和质文说进行了调和，上文已论及，不再赘述。《白虎通义》也对四者进行了包容，并用“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来处理文质、三统、五行的关系，其他学者也多有效仿。这四种政治史观从不同侧面对政治及历史进行了剖析，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它们都对汉代社会影响颇深，并在以后两千余年历史中交替出现，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史观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