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道教（注：在道教发展史上，从西汉到魏晋，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原始道教”的阶段。葛洪是站在原始道教与正统道教分水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葛洪以后的道教思想家们，批判继承原始道教思想，逐渐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相适应，并逐渐从拯救论（寻药与天使解救）向自救论（炼丹术与道德前提论）转变。修炼神仙的方法论中，越来越多地强调人的自身行为的重要性，对原始道教的巫祸性内容进行合理化超越和提升。于是，神仙理想和现实社会之间，终于梳理出一种相对合理的关系。这是道教走向合理化也就是正统化的标志，也是原始道教终结的标志。）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当时社会内部结构运动的产物，同时又对两汉社会及其政治秩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作用。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解决两汉史和道教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问，弥补本领域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可为新兴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研究提供史鉴。
    一、汉代灾异论与原始道教思想的形成
    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天人感应论思想与五德终始论的政统说相匹配，经董仲舒的糅合及系统阐释，正式成为统治者论证其政治神统合理性的思想依据，灾异论及其在哲学领域的表现天人感应论，在汉代思想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秦汉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较为深刻的伦理-信仰危机，这正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注：参见拙著《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第二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在灾异论和天人感应论的策动下，汉代皇帝发布了几十次罪己求言诏，试图以皇帝自省、修德、恤民、求贤纳谏、开通言路的方式，消弭天子与天帝之间的紧张状况。这种通过某些特定的主体行为来解除灾异的宗教思维模式，在汉代政治生活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如《汉书·李寻传》记载原始道经信奉者夏贺良等人以“汉历中衰，当更受命”之危言说服汉哀帝改元易号，和出土的记载东汉道士肥致为皇帝解除“著钟连天”之“赤气”（注：《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灾异的《肥致碑》，均为其例（详后）。
    灾异论导致的是对现实生活和世界的不可靠性和终末性的认识，它在政治思维中的反映，就是对汉代国运的怀疑和相应而来的诸如“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注：《汉书·眭孟传》。）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汉昭帝时出现，对于汉代道教及其终末意识的产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至西汉元成之际，原始道教孕育发展的轨迹已有较明确的文献记载。《汉书·郊祀志》谷永上成帝谏文以元帝时事为鉴说：“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钜鹿神人轑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这段文字透露了一个重要史实，即西汉元帝初元（前48-前44年）时期以前，钜鹿地区就一直有张姓家族历事仙道，屡经起伏而未尝断绝，并且获得了某些王侯贵族之赏识。后来的黄巾领袖钜鹿人张角，可能就是长期奉道修仙的钜鹿张姓家族之后裔。
    谷永所谓初元年间钜鹿之信道者们的“纷纷复起”，向我们暗示：在元帝以前，这里的仙道信仰者们已有相当规模的活动。身为轑阳侯师的张宗，乃是原始道教发生史上一位专以神仙为务的重要人物。惜史家记之殊少。另外，从“天渊玉女”、“钜鹿神人”等称号，和“纷纷复起”之说中，不难看出当时钜鹿等地已有不少相当活跃的男、女仙道人物。“钜鹿神人”之称，则表明张宗当时在钜鹿地方的影响已相当大，其宗教活动当十分活跃，为人所崇信，故有“神人”之称。
    运用神秘手段解除各种灾异，始终是原始道教应时而生的主要功能之一。“玉女”在仙界的职能，具有救世的性质。如果对具有超越和救世性质的“天渊玉女”、“钜鹿神人”等称号，以及轑阳侯江仁弃官随方士学仙的现象进行系统的思考就会看到，其深处同样隐含着某种对现实生活和世界的不可靠性和终末性的认识。
    基于灾异论的对于汉家国运的怀疑论认识，在后来出现的原始道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宗教化解释。《汉书·李寻传》记载了原始道经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和它的终末论思想：“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李寻传》并叙述了该经在齐人甘忠可、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人之间的前后传授谱系。上天派遣使者来拯救地上生人死者，这种思想本身无疑就是一种终末论。该经问世以后，自前汉成帝至后汉灵帝的200多年里，曾先后三次被献给皇帝，其中两次有文字记载的献书活动均出现在相隔三甲子（180年）的“乙巳”年：第一次在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齐人甘忠可上之，不用。第二次在桓帝延熹八年遣中常侍往苦县祠老子后，齐术士襄楷于次年（166年）献之于朝廷。两次之间，尚有一次是在顺帝时，而此时12卷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已更名为《太平清领书》，且已增至170卷。《后汉书·襄楷列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太平经》（注：《后汉书·襄楷列传》章怀注：宫崇所上于吉“神书（《太平清领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中“太平之书三甲子乃复见理”之类内容，当是延熹九年献书以后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