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历数三统之中，“甲申”属“人统”，其时属于统治人间的帝王应当“更受命”的时刻，否则将面临“帝王更相承负愁苦，天灾变怪异不绝”（注：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59页。）的局面。而张角则以“天统”即“甲子”为期，相约为信从者解除这种灾难（即达到“天下大吉”），向民众表明他拥有天所赋予的至高神力。按《太平经》：“甲，天也，纲也，阳也；欿者，子也，水也，阴也，纪也；故天与地常合，其纲纪与玄甲子初出，此可为有德上君治纲纪也，……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又：“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反本名为甲子。”（注：《太平经合校》，第66、77页。）按“上甲子序”是指以“天统”为首，“以上甲子序出之”，当是说要在天地人三统历数变易之初，为世上帝王献出该经以救灾厄。
    然而，汉朝统治者不愿改弦更张的做法，便宣告了汉朝统治在神统上的不合理性。这使得原始道教信仰者伸张上天意志的使命意识日益强烈。其“天师”乃为天所派遣来拯救地上生民的神使，使“人有道而称使者，神人神师也。”（注：《太平经合校》，第173页。）这些正是原始道教信仰者及其徒众能够号令天下民从（其中包括许多属于汉朝统治阶层之人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汉墓出土的zhū书斗瓶和“黄神越章”、“天帝使者”之类神印中，较多发现的以“天帝使者”或“黄帝”等名义为某某之家解除灾殃等解除文资料（注：有关研究参见王育成《东汉天帝使者类道人与道教起源》，《道家文化研究》第16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1-203页。），与此相印证，恰恰说明了原始道教及其徒众的做法，乃是原始道教“天帝神师”、“天帝使者”信仰的政治化和具体化。实质上，这都是汉代原始道教思想中存在终末论观念的表现。
    东汉时期此起彼伏的民众起义中，许多部帅利用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的原始道教思想来发动民众，他们自称“将军”、“神上使”、“天帝使者”、“无上使者”（注：原始道教的活动在很多古代道教神印中得到反映。如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209页收有四枚“天帝使者”印，第319页收有“无上使者印”。）或“王”、“皇（黄）帝”或“太上皇”等等。此当与原始道教对北斗和司命神的崇拜有重要关系。汉人认为，天上的北斗七星，制约着整个人生禄命祸福。《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可见“司命”本属北斗七星之一，而汉人尤为重视。前引《汉书·律历志》有“斗合于人统”之说。《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称“今民间独祀司命耳”。干宝《搜神记》卷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由上可知，北斗是管辖人们命运的大神，司命为北斗七星之一，掌生人之寿夭。而冥界对生界所具有的重大制约作用，使人们不得不重视冥世问题，故“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原始道经《河图纪命符》说：“人身中有三尸，……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算”。许多地区的原始民间道教首领在发动起义的时候自称“将军”，甚至连汉朝皇帝为了厌制民间道教的这种宗教政治气氛，也不得不自称“将军”（详后）。其原因就在于“将军”、“使者”等称号，包含有天帝派遣来拯救地上人民之使者的义蕴，而“黄（皇）帝”则更是原始道教中一个具有巨大拯救能力的天上大神（注：在汉代道教思想体系中，黄帝具有特别重要的救世意义；原始道教的尚黄本身就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参见拙文《道教尚黄考》，《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期。）。
    考《后汉书》有关诸帝纪：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贼”张伯路自称“将军”，率军三千余人活动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历时三年。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何等自称“将军”，进攻四十九县，杀伤长吏。永和四年（139年），阴陵人徐凤、马勉等与周生等同时起义，徐凤自称“无上将军”，马勉称“黄帝”。顺帝时五斗米道和教团已开始形成，《后汉书·刘焉传》：“沛人张鲁，……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与鲁，鲁遂自号‘师君’。”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十一月，历阳义军华孟，自称“黑帝”，众数千人。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清河刘文立清河王蒜为天子，陈留李坚自称“皇帝”。建和二年（148年）“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和平元年（150年）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伏诛。”延熹四年（161年）冬十月，“南阳黄武与襄城慧得、昆阳乐季訞言相署，皆伏诛。”汉史上更有许多关于民间起事者自称“将军”的记载。黄巾起义爆发时，首领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便分别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
    太平道的天师具有伸张上天意志的强烈使命意识。天师说：“人有道而称使者，神人神师也。”（注：《太平经合校》，第173页。）这是作为太平道师的张角及其徒众能够号令天下民众（其中包括许多属于汉朝统治阶层人士）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在进行崇道祠老子活动。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同年冬十月，民间道教信徒再次出现宗教政治活动：“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接着，皇帝祠老子的活动再次出现：同年，第二次“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166年）春，“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同年秋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