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之退隐，为其在民众中之复兴准备了依据。一旦社会条件成熟，符命重出，又将成为东汉之大敌（注：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白马令、善阴阳之学的甘陵人李云露布上书：“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后汉书·李云传》），对东汉统治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其所反映的“汉行气尽”、以“黄”代“赤”的政治思潮，显然已在上下各层臣民中流行。）。这就是太平道尚黄、发动黄巾起义、欲以“黄”代“赤”的五德终始论的政统逻辑依据。到东汉末张角太平道起义前，“黄”德之兴，已被民众认定为解除灾异、获得拯救和不死的惟一正道；“岁在甲子”，将是决定天地人间万物最终命运的时刻；只要信仰和跟随太平道，听从张角的号令，人们就将得到“黄天”的拯救，免受“天地之大终”的“洪水”之灾，并将成为“种民”。太平道即因有这种思想，而得以在民间长期、大规模地传播，在相当深刻的层面发动和掌握了民众力量。因此，从早期的原始道教宣称的“洪水将至”说，到张角太平道提出“黄天太平”说，都有其合乎五德终始论逻辑的自身“合理性”：既符合五行相克逻辑（水克火：表达的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信仰者提出的“得道不得行”则“洪水将至”的终末论），又符合五行相生逻辑（火生土：表达的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信仰者提出的“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思想，汉火德生顺承天命者的黄色土德）。而后来黄巾起义的失败，及尚黄的张鲁政权之被曹操颠覆，则又为尚黄的曹魏政权建国称制提供了条件（注：道安《二教论》：“张角、张鲁等，本因鬼言‘汉末黄衣当王’，于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黄代赤，黄巾之贼，至是始平。”曹操平黄巾起义，攻入汉中，张鲁降，受封阆中侯。魏文帝开国年号即名“黄初”。“黄初”元年《定服色诏》：“若殊徵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全三国文》卷五，《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7页。）。
    在两汉政治生活中，原始道教一直处于逐渐上升之势，东汉章、和、安、桓、灵诸帝，均不同程度地同道教高士有过往来和接触。《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列举的几十位重要人物中，明显与原始道教思想有关或者就是道教高士的人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高士无论对东汉社会还是皇帝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前引襄楷与朝廷接触的文字记载和他的上疏内容中，可以认定他是原始道教的虔诚信仰者。《后汉书·襄楷列传》有一段内容值得注意：“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举（襄楷）方正，不就。乡里崇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灵帝即位是在168年（建宁元年），试图征用襄楷，实际是愿接受其思想影响。立于灵帝即位次年（169年）的“肥致碑”，较详细地反映了东汉章、和、灵帝时期，著名民间道教人物肥致及其信徒的主要活动，可见当时朝廷几代皇帝对待道教高士的态度。碑文中说肥致“常舍止枣树上，三年不下，与道逍遥。行成名立，声布海内，群士钦仰，来集如云。时有赤气，著钟连天，及公卿百僚以下，无能消者。诏闻梁枣树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礼娉君。君忠以卫上，翔然来臻，应时发算，除去灾变。拜掖庭待诏，赐钱千万，君让不受诏。以十一月中旬，上思生葵，君却入室，须臾之顷，抱两束葵出”（注：拓片及录文参见《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9期。本文引用时对录文标点有所改动。）。按碑文记载，道教高士肥致直到灵帝时期仙化之前，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不但大行其道术，且招致许多有相当政治地位的坚定信徒。然而灵帝任用道教高士，却使得太平道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或追随者，甚至有人专门为张角打探朝廷情报，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黄巾起义爆发前夕，大方马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后汉书·张让传》载，灵帝虽明知中常侍张让与黄巾交通，却“竟不能罪之”。足见灵帝因此前与道教高士的接触，而放松了对民间道教活动的警惕。事实上，灵帝本人即信道，而且一直在与道教徒相交往。《后汉书·襄楷传》载，“中平（184-189年）中，（襄楷）为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可见直到灵帝末年，即使在黄巾起义爆发后，仍有接近和利用道教高士的举动。似乎皇帝并未将道教的信仰者们整个看做一个敌对的大教团来对待，中常侍封谞、徐奉、张让等人交通太平道的做法，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的心态。
    侍中董扶、太常刘焉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出离京师、同赴益州一事，亦颇耐人寻味。《后汉书·方术列传·董扶传》：“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后一岁，帝崩，天下大乱”。董扶或与中常侍封谞、徐奉、张让等人一样，均属灵帝时名臣刘陶上疏中所谓“鸟声兽心，私共鸣呼”的一类人物，他们最知汉祚之将尽。董扶向刘焉示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实即劝其尽快离开朝廷，谋求自立。这就使刘焉与各地道教起义势力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与朝廷对峙的格局，在事实上使道教在偏远的益州拥有地方势力。更进一步说，则刘焉亦有可能信道。《资治通鉴》卷60《汉纪五十二》：“初平二年（191年）。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可见曾在朝廷任太常的刘焉，出任益州牧后，对已经与皇帝形成敌对关系的道教不但没有任何抵制态度，反而与其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综观这一时期的汉代社会和政治历史不难发现，从民间到宫廷，道教活动已具相当规模。汉朝皇帝不肯按照原始道教的要求进行应天改制，使道教徒自己产生更强烈的使命意识。他们一改过去宣扬的“洪水将出”的末世论预言，进一步提出了蕴涵强烈救世意义的“黄天”预言，为民众获得拯救提供了系统的思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谶语的提出就是明证。黄巾起义正式爆发前，太平道用这种思想一直在民众中潜行传播，大造“黄”德将兴、太平将至的宗教舆论，而以“甲子”年为期。在黄巾起义之前相当一个时期，社会中已形成对汉家国运的怀疑和否定思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鱼豢《魏略》称：“桓灵之间，诸明图谶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70年代考古界在安徽亳县发现了一批属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即黄巾起义前20年）的字砖。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早期道教和黄巾起义，均有重要价值。砖字内容中，包括“祭酒”、“仓天乃死”等等字样，当与组织黄巾起义（184年）的太平道有重要关系（注：参见《安徽亳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今亳县属汉代谯郡，该墓主人乃是东汉谯郡豪强地主曹氏家族即曹操先辈（而正是曹氏最终代汉称制，建立魏国，且其德尚黄，发人深思）。当时太平道已经形成，并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其势力一直伸向东汉朝廷。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灵帝时期，太平道的活动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除了宫廷里的内应人物（如封谞、徐奉、张让等人）、分化朝官并使其与道教建立密切关系（如董扶劝出刘焉而与张鲁、张修等密切合作）外，在各地已形成了以张氏为首的道教系统（注：关于原始道教多以“张”姓为首的现象，参见拙文《原始道教三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原始道教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末世论思想内部有一个否定式的社会批评结构，但它不一定总是以具体的现实秩序为其否定对象；即使出现否定性的判断或颠覆性的行动，也不一定是直接出于政治性的判断，而往往是因以宗教神秘论来看待和解释现实问题所致。事实上，某些合乎（或被认为合乎）其末日标识特征的符号（如社会的严重混乱堕落、某些非常的自然现象、原始道教兴起时期汉人对改历“更受命”问题的严重关注等等）一旦在现实中出现，就可能会导致虔诚信徒的心理和行为走向极端，从而对现实秩序构成威胁（注：关于宗教通过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控制谋求对于社会秩序控制的研究，参见拙著《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巴蜀书社1996年版。）。《太平经》所谓“后世岁岁在玄甲及出之，……可以解天地初起以来更相承负之厄会”（注：《太平经合校》，第459-460页。），恰与三次向皇帝献书的道教信徒的挫折遭遇形成强烈对照，证明当时的统治者不会接受其主张，因而汉朝也就被道教信徒们判断为失去了合理性的、不再符合天帝意志的政权，是为应天命而当颠覆的对象，否则就将面临天崩地坏的末日灾厄。这正是王莽改制代汉、原始道教频繁发动起义的宗教思想根源，也是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和收编黄巾余部、攻破张鲁政权并接受张鲁投降、继而其子曹丕最终建立魏国进而得到道教承认的逻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