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使西汉末期社会中屡次出现上述“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成帝时），“民惊走”“行诏筹”和祠西王母（哀帝时），反复的“民人骚动”（王莽时），以及“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安帝时）等全社会性的危机意识，使整个社会陷入极度恐惧的状态呢？这要从原始道教的思想中去考察。
    两汉史籍描述的这种危机现象很值得注意。小林正美认为：关于“种民”的思想观念，“东晋初期以前的道教文献中是不存在的，东晋中期以后的道教终末论之中才出现了这种思想”；“道教的终末论是在东晋中期上清派的创始者那里开始出现的”（注：〔日〕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创文社（东京），1990年，第461、45页。又见小林正美《东晋时期的道教终末论》，《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3期。）。从现有道教文献的角度看，这是个比较合适的结论。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即通过对史籍和考古资料的稽考，来探寻汉代道教终末论的蛛丝马迹。虽然目前已知的东晋初期以前的道经中未见明确的“种民”说，但是终末论在汉代道经思想中不仅存在，而且显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当时道教尚处民间，且经历了与官方的剧烈冲突，有关资料难以保留下来（注：有关研究见拙文《汉代道教经典の终末论についこ》（汉代道教经典之终末论考）上、下，日本《东方宗教》1998年11月第92号第1-14页和1999年5月第93号第45-56页。）。而且我想进一步提出：宗教的“种民”思想似乎是终末论的“共生物”。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借助于三种资料、一个基本原理。
    所谓三种资料，一为汉纬中的终末论等文献资料。原始道经与汉纬关系密切，其思想深受汉纬终末论观念的影响。如《河图稽耀钩》：“百世之后，地高天下，不风不雨，不寒不暑，民复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岁之后，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始终。”（注：本文凡引纬书内容，悉依〔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先生辑《纬书集成》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河图挺佐辅》：“录图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万物尽化。”《春秋演孔图》：“天运三百岁，雌雄代起。”《易纬乾凿度》：“孔子曰：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录图受命，易姓三十二纪。”尽管此类终末论的危机说、更命说并未直接干预现实生活，而是预言百世、万年之后的世界，但其对现实中人们思想中正在蠢动的终极意识所构成的刺激不应低估。二为汉晋之际的墓葬及其明器等考古资料（说见上文）。三为东汉道教的思想资料。史载：五斗米道师以《黄书》教授信徒，其内容包括行“三五七九”及“男女合气”之类的方术，用以修道和过灾度厄（注：有关研究可参考Stephen R.Bokenkamp（柏夷）《天师道婚姻仪式“合气”在上清、灵宝学派的演变》，《道家文化研究》第16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1-248页。）；太平道师张角则持“九节杖”（注：“九节杖”可能是太平道师向信众展示其作为天地使者得天授祥瑞的一种象征物。若然，则此处“节”字当具双重含义，其表面意思可能是其杖有九段刻饰，其蕴意则是太平道握阳九之瑞当得天下。两汉对“九”的崇拜甚为普遍，许多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刻有作为祥瑞象征的“九尾狐”，往往与另一作为至阳之象的“三足鸟”一起，作为西王母主题画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画像的盛行恰与道教形成过程相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以“符水”为人疗病解厄，并提出“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终极性解除预言。所谓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人类宗教的整个发展历史表明，一切宗教预言都必然在最终本质上体现为“人本”的性质，都不可能彻底地否定整个人类和全部人性，它必然在某种特定的（哪怕是极为狭窄但极为高尚的）意义和境界上，给人类留下某种价值认可，这也是人类自己造就的宗教所不可能避免的自然特征。而宗教的终末论预言，不外乎包括天地宇宙的灾变崩坏和一切生命的毁灭等问题。因此，在宗教的终末论预言中，当大灾临头的时候，并不是把人类彻底地毁灭，而是把用某种特定价值观念淘汰出的一小部分可以被拯救的人（俨如基督教的“选民”说），作为“种子”留下来，以便人类这个惟一使宗教能够存在的种属能够继续存在。因此，当我们在一个宗教系统中发现“种民”说，便可知其后必有一个终末论；反之亦然。
    因此可以较为确定地说，使民“惊”而弃家奔离、导致社会秩序发生重大紊乱的“讹言”，就出自民众中传播的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具有终末论特征的“大水预言”。《汉书·李寻传》载哀帝时夏贺良等原始道徒所奏言“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即根据该经的“天官历”内容而来。我认为，汉代原始道教不仅有突出的终末意识，而且也有相应的“种民”思想（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东晋中期以后上清经所见的终末论和“种民”思想，在东晋初期以前的原始道经中也是存在的。这将有助于对《太平经钞》内容断代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对于道教产生之根源的探讨，本身就应对曾经长期影响秦汉中国社会的如下若干方面给予重视，即秦汉以来整个社会日益增强的灾异观念，作为灾异观念之发展形态的终末论，以及针对灾异观念和终末论的解除学说的不断更新与演变。汉代原始道经的洪水说，为后来一些道经所继承。晋代道经《太上洞渊神咒经》（主要存于前十卷）即以这种洪水说阐述其终末论（注：有关研究可参考〔日〕吉冈义丰《六朝道教の种民思想》，《道教と仏教》三，国书刊行会，1996年；〔日〕菊地章太《甲申大水考--东晋末期の图的道经とその系谱》，日本道教学会《东方宗教》第87号等。），颇与基督教《圣经·旧约》之洪水说相类。
    从民间兴起的原始道教所提出的“种民”思想，是以民众朴素的善恶观念为基础，因而当末日到来的时候，善良的人们将得到保护，而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腐朽统治势力，则被列为大水的毁灭对象。所以张角黄巾口号的内容，是政治鼎革的宣言，也是道德清整的宣言，更是向那些长期以来既受到大水之灾即将到来这种“终极预言”之心理强制，又饱尝汉朝统治之苦，心理和忍耐都已近乎崩溃的民众发布的解除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