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不仅民众，而且包括统治者以及发动起义颠覆东汉政权的原始道教徒们，均受到了原始道经的灾厄历数和解厄思想的重大影响，甚或就是执行着它的思想。因此尾崎正治说：“甘忠可之书（按即《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中含有可为王莽篡位所利用的内容。”（注：〔日〕福井康顺、山琦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监修《道教》中译本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1-92页。）这是一个合乎历史实际的判断。《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抱怨说：“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他从总体上把国家社会面临问题的根源归结为遭遇了天地之厄会。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莽尤其关注那些能够解除这种厄会的方法。考《汉书》的有关记载，可以认定王莽大量地接受了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思想的影响。《汉书·王莽传》载居摄三年（8年）十一月甲子王莽上太后的奏文，尤其值得注意。奏文说：“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与今信矣。……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服色配德上黄……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将其更命改制活动的这些内容与建平二年夏贺良劝使哀帝进行的改元、易号、改漏刻等更命活动内容相比较就不难发现：王莽不仅主动接受了原始道教思想，并且奉行了它的政治主张，通过“受命改制”方式解除原始道教预言的汉家国运之灾，安定天下，从而达到代汉的目的。其所受《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与天”思想及其解除方法的影响显而易见。
    王莽在政治上采纳原始道教的方术和神仙思想，有利于他的代汉活动。按《汉书·王莽传》，王莽造九重华盖、“继立民母”以图登仙，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莽受梓潼人哀章所上金匮金策后下书说自己乃是“托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后”，因“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而降“符契图文，金匮策书”，是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有“承天命”之运。于是宣布国号“新”，“服色配德上黄”。又说：“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上述史料说明，王莽时期便已出现了“皇天上帝”符告天下“黄德当兴”的思想，这正是后来流行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谶语的最初形态。王莽又于始建国元年秋“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就是要证明“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以丹石始命于皇帝。”再次强调当以土德（黄）代汉之火德（赤）的皇天符命。显然王莽采取的是受命代汉，而非征诛革命的方式取天下，他所依据的并不是五德终始论以后克前得天下的相胜逻辑，而是前后相禅让的相生逻辑。因此顾颉刚说：“至于王莽是土德，高帝是火德，这一说乃从五行相生说来的。……王莽的天下，是汉高帝传与他的，只有祥和，毫无克伐，所以该得用相生说而不用相胜说。”（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此论颇是。
    这样一来，“汉行气尽”的思想结构发生了嬗变。土克水。只有黄色土德能够解除大水之灾。于是汉末以后，原始道教思想的重心在形成过程中逐渐经历了从“大水”预言到“黄天”预言的转变，它通过水克火（“汉行”赤德）、土克水的五行逻辑，不仅在实质上表达了代汉“更受命”的政治神统思想，而且使原始道教思想更加系统和更具有号召力。因为，在它的宗教思想体系中，不仅包含末日论式的生存危机说（“洪水将出”），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指出了获得拯救的可能（“黄天当立”）。“黄天”（土德）是以解灾（大水）者的身份而出现的。王莽代汉改“新”以后，从大水预言到黄天预言的转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了具体的表现。因此，王莽虽不合刘氏汉室正统，然而却因莽新之尚黄对汉室面临的“大水”之灾所具厌除功能，而内在地合乎五德终始论逻辑，这应是当时仍有一批人支持莽新政权，使其得以存在15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对于王莽的成功代汉，仅从王氏一族把持了朝政这一点来分析，“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要篡夺一个大国的政权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提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来论证这种可能性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重要理由就是：王莽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盛行于世的神秘思想的社会思潮。换句话说，王莽巧妙地借着这种思潮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注：《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中译本，第120页。）汉哀帝进行的短暂的改元易号旋即废除，且对其进行全盘否定，这就在五行终始论的政治逻辑上为汉末王莽利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思想进行改制，以及后来一系列的“更受命”尝试提供了逻辑前提。正如《汉书·五行志》所言，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为度。八月丁巳，悉复蠲除之，贺良及党羽皆伏诛流放。其后卒有王莽篡国之祸。”清晰地说出了原始道教思想对汉代政治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环环相扣，不仅延续到后汉，爆发了尚黄的张角兄弟的黄巾大起义，形成了尚黄的张鲁政权，而且直到曹操平了黄巾起义、曹魏以“黄初”为开国年号建国称制以后，“黄衣当王”之争才终于告一段落（注：道安：《二教论·服法非老》。）。
    “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思想，在被王莽利用来代汉的同时，也同样被起兵反莽的众多刘姓人物利用来谋求汉运的“中兴”。因此安居香山指出：“王莽称帝不久，刘快、刘都、刘崇、刘曾、刘贵等刘姓就相继起兵叛乱。他们是否真是刘姓一族还不太清楚，但恐怕也有刘汉宗室起兵叛乱的。他们肯定是以‘赤精子之谶’的预言作为盾牌，举旗号召民众的。”（注：《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中译本，第125页。）于是刘氏所兴之汉，虽中经王莽“新”朝之篡夺，终又于民间兴起刘秀身上复得“中兴”传续。汉之赤德复兴，而黄德之运退隐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