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本原，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和后来的《太平清领书》的灾异思想，均与汉代的历数观念有着重要关系。《汉书·律历志》：“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甲子”天统、“甲辰”地统、“甲申”人统，构成三个对应组，通过感应的方式来实现互相整合与信息反馈，地上人间的一切变化，都将在天上得到反映，最终落在一个对上天负责、代表上天在地上进行统治的“天子”的身上。如果天子迕背天意，经上天通过各种灾异的方式一再警示而不见改悔，那么上天的权威就将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体现。历史上民众对皇帝统治的反叛和颠覆活动，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神统上的依据。汉代以后谶纬的大量造作，使这种依据更易找到。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原始道经逐渐形成。它希望自己提出的各种解除灾异的神秘方法能够为统治者所采纳，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太平。然而它提出的许多思想未能被统治者所接受。于是这些宗教思想便在民间秘密传播和发展，并成为民众批评乃至颠覆皇帝统治的思想武器。《后汉书·襄楷列传》：“《太平清领书》，……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实际上，张角正是根据这部道经的思想来“教化”民众，为民众提供解除灾异的方法，从而“掌握”了民众。该经宣称大水之灾即将到来，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惊恐和混乱现象；而在原始道教传教者宣称大水之灾即将到来的同时，也向人们传播了度过此灾的途径，那就是尚黄，追随黄德之运。
    二、原始道经预言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问世以后，对两汉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影响。汉行尚赤，为火德。按当时通行的五德终始论的政统逻辑，“汉行气尽”（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鱼豢《魏略》。）说，实为大水说的反映。《汉书·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前28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民以水相惊者，阴气盛也。”汉尚赤，以火德胜，其性阳，言大水将至，为阴气盛的表现。这就从政治神统和民众意识两个方面，使汉朝统治的正统性受到了威胁。
    汉哀帝时期，原始道经思想影响社会秩序的记载亦很突出。据《汉书·五行志》，建平四年（前3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汉书·哀帝纪》的记载是：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五行志》又载，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注：《汉书·五行志第七上》。按所谓“从目人”即“纵目人”。在额中纵向雕刻一只假眼，为西南少数民族氐人之古俗。有关研究可参考卫聚贤《二郎》一文（《说文月刊》第3卷第9期）。道教吸收了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纵目习俗，如四川大学博物馆即藏有三只眼的石印道教元始天尊和三清神像，额中刻一纵目。）
    对照上述记载解释其意，所谓“行诏筹”，就是民众中相互传递被认为来自西王母的神秘“诏书”，其有形物就是人们相互传递的“稾或棷”。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棷，麻干也。”其所传言“佩此书者不死”，表明人们认为西王母具有拯救人们度过灾厄的神力。“持火上屋”的做法，则是对大水恐怖的表现。因此人们不但以歌舞祠祀西王母，而且争相传递和佩带被认为得自西王母的符书，冀以度厄不死。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以后到六朝时期墓葬中的砖、石、墓壁及其中出土的帛、瓶、漆器、简牍等多种媒体上，都见有反映西王母救世思想主题的画像或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此类画像器物甚至可以被看做是汉魏六朝墓葬中具有极强的道教终末论思想特征的、最重要的功能性明器之一（注：有关此方面问题将另文研讨。）。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戊子，同样的民众惊恐骚动事件再次发生。《后汉书·安帝纪》：“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民讹言相惊”的现象，仍然是前汉时已反复出现的那种被称为“讹言”的某种民间神秘传言，它使民众纷纷放弃自己的家园居舍，老弱相携出奔流浪，大量民众穷困疲病于道路，导致社会动荡。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危机和动荡现象，同西汉末哀帝时面对日益强烈的危机意识出现的民间“行诏筹”宗教运动实出一辙，惟其记载较之“行诏筹”事件更为简略，使我们无法得知其主要内容。基于强烈的终极危机意识的西王母救世信仰，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两汉时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极其强烈的灾异意识，以及现实中确实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由此逐渐形成了以灾异观念和拯救思想为核心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生存危机意识和进而导致的对于寻求生存保障的极度关切。这正是原始道教的主要内容之一。原始道教的过灾度厄方术，如原始道经《黄书》的“三五七九”之类“过度”方术，即充分体现了汉人思想中的这种危机和通过方术解除这种危机的努力（注：限于篇幅，关于原始道经《黄书》及其“三五七九”之类“过度”方术的内容，容另文研讨。关于这方面的近期研究成果，可参见王卡《〈黄书〉考原》，《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这都表明，从帝王到百姓的整个社会意识正在迅速向着原始道教思想的方向演变；也就是说，原始道教已在整个社会的危机和反危机的动态氛围中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