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代皇帝要反复祠祭老子？《太平御览》卷1载章帝时王阜《老子圣母碑》曰：“老子者，道也”。当时人们已将历史上论“道”的哲学家“老子”与其所论的“道”相等同，老子成为“道”的象征，被作为神圣力量的化身而加以崇拜。桓帝仅在延熹八年一年内，便先后两次派遣中常侍前往苦县老子故里祠老子；实际上，“祠老子”活动是一种宗教活动，因为时人将老子等同于“道”，祠祭老子就意味着上祈于“道”，冀得其佑助。由此我们发现道教发生期思想领域的一大特点，即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帝，均同时将老子和“道”作为其崇拜对象，并在实质上出现了类似于争夺与老子（即“道”）的沟通权的冲突。民间多以得神物（如神印、神券等）为其印证方式，用以说明某些人获得了“道”的认可，故敢于自称“皇帝”、“太上皇帝”、“黄帝（子）”、“无上将军”、“天地使（者）”、“真人”之类的称号。当时的“太上”之称，其意义应当是指超越现世的权威，很可能就是道教的“太上老君”（即老子）崇拜的前身。
    民间道教活动和统治者崇祠老子的活动均很频繁，且交相进行，似乎双方在争夺对正在兴起的道教的神权与控制权。而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解除原始道教所预言的甲申大水之灾等重大灾难。显然，谁能够解除这些灾难，谁就将成为民众灵魂的真正控制者。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前的十几年里，整个社会中都在传播着一种具有这种功能的预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所谓“天下大吉”，实指天下民人将得解除这些灾难，而其解除之期则“岁在甲子”。这正是张角及其徒从能得天下民众响应的一个重大原因。
    由于众多自称“将军”、“黄（皇）帝”的民间起义者的不断“僭越”，后汉皇帝的正统“天子”地位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致使皇帝也不得不采取与民间相应的宗教手段。《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五年（188年），“冬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甲子，帝自称‘无上将军，燿兵于平乐观。”《后汉书·何进列传》对此有详尽记载。灵帝此举意义何在？实际上，这是一种明显具有道教特点的法术仪式，而非实际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通过仪式，使皇帝拥有较之民间道教首领更高的宗教地位，以便“威厌”黄巾起义的势力，打击民间道教对其独有的通天权的窃夺。因此我们看到，早期的民间道教常被统治者称作“贼”，其信仰被目为邪说（注：如“五斗米道”被称为“米贼”，“太平道”被称为“蛾贼”，皆然。）。所谓“贼”，是相对于当时以皇帝为地上代表的正统国家祭祀通神体系而言的，指的是那些“以妖术教授”，“转相诳惑”（注：《资治通鉴》卷58《汉纪五十》。），有窃国之神柄之罪的民间道教信奉者们。
    三、原始道教对汉魏政治更替的影响
    汉哀帝时，民众中的神秘传言甚多，导致社会性的心理恐慌和动荡不安。这时期，原始道经的奉持者不仅已经跻身皇帝之侧，而且开始直接干预汉朝的政治命运。按《汉书·李寻传》，其信奉者夏贺良等向哀帝陈以危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不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宣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时因汉哀帝久病不愈，且“几其有益”，为挽王朝大运，便纳贺良等议，“以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然而仅行之两月，旋即下诏废除所改，仍复旧制，那些建议改元易号的原始道经信奉者均以“违经背古”、“反道惑众”之名遭惩。
    汉哀帝采纳原始道经信奉者的建议，是基于承认汉家的确“逢天地之大终”，必须重新受命于天，王朝延续的危机方可获得解决。由此决定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为何改元易号？安居香山说：“夏贺良认为，元号有一种神秘的改造社会的咒术性的效应，改变了年号自然就引导对社会的改造。”（注：《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中译本，第117-118页。）汉哀帝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料记载的接受道经思想影响的皇帝，尽管这种影响的时间很短。值得注意的是，哀帝的新年号、新称号，清楚地表明了他同原始道经思想的密切关系。如上所述，当时的汉代社会中流行着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末日论的观念深入人心，而解除这种巨大威胁的方法，在原始道经中，显然就是齐人甘忠可所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所提供的改元更受命的方法。而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以及帝号中的“太平皇帝”等语，则显然是基于当时原始道教所信仰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而来，因为“太初”、“太平皇帝”之号的内涵，同上述汉人关于天地人三统观念以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前述王阜《老子圣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显然“太初”是万物未形的宇宙元初阶段。哀帝的做法是试图通过汉朝天子的自主改易方法，包括诸如改帝号、年号、增益漏刻等，把汉家国运反归到“太初”与“道”同体的原始秩序中去，重开一个长久的新国运。
    考察汉代史料不难发现，整个汉代社会和思想界都存在着对于以数为其核心特质的“历”的神秘与畏惧意识。如《汉书·律历志》载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曰：“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这种思想为原始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所继承和发展。《汉书·律历志》亦称刘歆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以历之数理，解析变化与鬼神（注：《三统历》对原始道教思想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容另文探讨。）。因此《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而张衡亦云：‘天文历数，阴阳占候，今所宜急也。’”对于“历”的神圣化认识，是导致整个汉代社会日益强烈的灾异意识，和皇帝频繁改元、甚至出现诸如王莽篡权之类非正统的政治更替现象的一个重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