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时代社会政治的演变过程中，由各级宗法贵族统治进而到分层次的中央与地方官僚统治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战国时期，从周代卿权到战国相权的变迁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关键所在。战国时期列国相权强大，当时有不同类型的相，主要是，1.作为君主统治工具的布衣之相，2.作为旧传统旧制度遗存的贵族之相，3.衔负外交使命的特殊之相。这几类相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君主统治工具的布衣之相。这类相，其与春秋时期卿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出身寒微，不会对君权造成威胁。这类相即孟子所说的能够“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良臣”（注：《孟子·告子下》。），虽然孟子从民本主义的观点出发不赞成这样的臣，但“良臣”只对君主负责并为富国强兵做出贡献，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迅速变革的战国时期，相权的发展演变颇富时代特色，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大动荡时期社会政治变化的面貌。
    一、相的历史发展
    春秋时人曾将相的起源追溯到很早，鲁国的太史克谓舜受天下拥戴，“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注：《左传》文公十八年。），把辅佐舜的“八恺”、“八元”称为“十六相”。春秋中期晋卿魏绛述夏代事，谓伯明氏的不肖子弟寒浞，“夷羿收之，信而从之，以为己相”（注：《左传》襄公四年。），认为夏代已有“相”。春秋后期宋臣仲几谓“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注：《左传》定公元年。），墨子说“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注：《墨子·尚贤中》。），此为春秋时人以为商代有相之例。究其实际而言，舜至夏商时期，不大可能设置后世那样的相职，春秋时人只是将古代起到辅佐君主之责的大臣比附而称其为相。
    相的本义为辅佐、襄助。春秋时期的相如果按其身份地位高低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辅佐君主治国或完成各种礼仪的卿，一是各种赞礼或进行辅助事务工作的小臣。就前者而言，春秋时期的相多为辅佐国君或高级贵族完成各种礼仪者，他们一方面相礼，另一方面也主持国政，究其身份应当说还是卿，所以春秋时期的相权实即卿权，属于宗法贵族政治范畴。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这在春秋时期多称之为“相”。行“相”之事者亦被称为相（注：据《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谓“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左传》宣公十二年），将楚国令尹子玉称为“国相”，在这里，“相”已由动词转化为名词。列国执政之卿似乎都可以被称之为相。秦国医生名和者曾经对晋国正卿赵文子说：“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左传》昭公元年），即将卿的执政之事称为“相”。鲁国的季文子执政历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世，故谓其“相三君矣”，亦与医和之语为同例。周的单襄公“为卿士以相王室”，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被视为“善相小国”，他在铸刑书的时候，晋国的叔向写信反对，信中说“今吾子相郑国”（《左传》昭公六年），亦将子产所执行的正卿之事称为“相”。这类相，逐渐演变为一种职官。春秋时期，可能以齐国设置相职为最早。史载，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臣崔杼弑齐庄公以后，立齐灵公为君，“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既称“左相”，则崔杼本人当为“右相”，可以推测当时齐国已有左、右相的职官设置。）。春秋前期，齐国的鲍叔力谏齐桓公，欲使管仲治理齐国，他说：“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注：《左传》庄公九年。）齐桓公不念旧恶，“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不是使管仲相礼，而是使他辅助自己治理齐国。晋公子重耳率臣流亡途中到达曹国时，有人即谓“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意即重耳手下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而是可以辅助君治国的大臣。在春秋战国之际列国卿权向君权转化的时候，有些卿士自己也设置相，或称为“相室”，意即卿族家室之相。《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载，赵襄子的时候，其“相室”曾经进谏任命人才之事。这种“相室”虽然并非国家的“相”，但其已有了这类相的影子。
    终春秋之世，可以说列国担任治理国家重任的“相”者，皆属于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策国家军政大事，实质上都是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春秋中期鄢陵之战后，晋臣郤至告庆于周的时候，周臣即认为他“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当时郤至还不是晋国上卿，所以周臣谋划“导晋侯使升郤至以为上卿”（注：见《国语·周语中》及韦注。）。属于三桓的鲁国季文子在鲁宣公、成公时执鲁政，有人即谓“季孙于鲁，相二君矣”（注：《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相国--即辅佐君主治国--之事实为卿的职守，晋国正卿范宣子“以相晋国”、赵文子以正卿身份执政事，“相晋国”（注：《国语·晋语八》。），皆为其例。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卿、相连用混用的情况多有所见，但仔细分析起来，两者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卿的称谓于春秋时期居多，除了职官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贵族身份的标识；相的称谓于战国时期居多，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并不是传统的那种贵族身份的标识。战国时期列国之相又被称之为“卿相”，只是出于对任相者的尊崇。
    战国时期相权是春秋时期卿权的蜕变。孟子曾子向齐宣王谈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问题。《孟子·万章》下篇载：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由春秋时期的卿向战国时期的相的转变，契机在于强化君权的需要，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即将其赶下台--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春秋战国之际，强宗大族日益解体，代表这些强宗大族势力的“贵族之卿”的权势趋于没落是必然趋势，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又为新的政治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孟子所说的“异姓之卿”跟“贵戚之卿”相比，其主要区别即在于他们没有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布衣卿相之局的嚆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