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记载里可以知道，张仪“与秦王阴相结”，并不是太秘密的事情，雍沮就对此了如指掌（注：如果不明此类相的特点便公造成一些误解。林春溥《战国纪年》认为“薛侯会魏王之明年，齐与魏会，韩以兵合於三晋，因使孟尝君入秦，即齐策所谓孟尝君为从，先观秦王之谋也。及秦觉其谋，孟尝君几不免”。林氏此说不妥，钱穆先生指出“孟尝君合从固非一日，然谓其入秦在诈观秦王，则恐未必”（《先秦诸子系年》第399页）。钱说甚是。外交与特务固然不可截然区分，但也不是没有区别。孟尝君被免相，根本原因在于秦国外交政策的改变，而不是发觉孟尝君之谋的结果。因为孟尝君相秦的目的，依照战国时期这类外交人员的相的特点，应当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不需要特别的发现。），和张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孙衍也知晓“张仪以合秦、魏”（注：《战国策·魏策一》。）而为魏相的真正目的。张仪为秦而相魏，魏为拉拢秦国而使张仪为相，这就是事情的实质。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把张仪所任之“相”作为高级别的外交官来理解，那么，可以说张仪实际上是“并相秦、魏”（注：《战国策·魏策一》。）的。他任魏相，实际上是负责魏与秦的外交联络工作。张仪在魏国时，曾就魏与楚联合以伐齐的事情发表意见，但“魏王弗听”（注：《战国策·魏策一》。），在涉及魏国对于秦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张仪的意见并不受重视。各国君主对于这一类担任相职的外国人员很不放心。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手下的小吏司空马到赵国担任“守相”，即代理之相。当秦军攻赵的时候，司空马曾经请缨于赵王，谓“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请为大王悉赵兵以遇”（注：《战国策·秦策五》。）。赵王不信任司空马，终不使其率兵，司空马只得讪讪离赵。
    在列国争雄的时候，强国能派重臣（特别是那些纵横家）到其它国家为相，弱国为了某种原因也能派臣到强国为相。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赵国的“乐池相秦”（注：《史记·秦本纪》。）就是一例。关于乐池其人，另有两处史载亦提及。一是《韩非子·内储说上》载“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一是《赵世家》载燕王哙之乱时，赵武灵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集解和索隐皆谓纪年说与此同。可能这三个乐池为一人。他为赵臣，被赵派为中山相，后又至秦为相。乐氏为赵国大族，乐池盖为赵国重臣，其为秦相，表示赵欲与秦交好。此年齐韩魏赵燕五国攻秦，但五国各自心怀鬼胎，貌合神离，赵派乐池到秦，应该是为了表明赵并非秦国的主要敌人。假若对于本国不利的人至大国为相，则其国往往想方设法使大国免其相位。秦昭王七年（前300年）赵人楼缓相秦，于赵不利，赵便派术士机郝到秦活动，“请相魏冉”（注：《战国策·赵策三》。）。在机郝周旋下，“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注：《史记·穰侯列传》。）。
    这种派人到别国任相职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联络和外交斗争的手段。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欲通过置相的办法来影响别国外交政策。例如，战国后期魏国欲与秦联合的时候，赵国相当恐慌，术士即建议赵国资助以反秦著称的周最到魏国为相，认为“资周最，而请相之于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虚矣”（注：《战国策·赵策三》。），将此视为釜底抽薪的办法。战国中期，秦、魏两国君主约定会见的时候，魏国缺相，术士便劝魏王任命亲齐者为相。其辞谓：
    遇而无相，秦必置相。不听，则交恶秦；听之，则后王之臣，将皆务事诸侯之能令于王之上者。且遇于秦而相秦者，是无齐也，秦必轻王之强矣。有齐者不若相之，齐必喜，是以有齐者与秦遇，秦必重王矣。（注：《战国策·魏策四》。）
    所谓“秦必置相”，指秦将派人到缺相的魏国任相。就当时的形势看，魏置相之事，实为决定其外交是倾向于秦，抑或是倾向于齐的表态。依术士的分析，魏应置亲齐之相，这样魏便会与齐交好，从而秦也不敢小觑于魏。置相与外交的关系于此十分明确。为了扩展自己的影响，有的大国甚至可以为某人求取两国相位。秦昭王十九年（前288年）五国攻秦以后，秦昭王即“欲为成阳君求相韩、魏，韩、魏弗听”（注：《战国策·秦策三》。）。其事显然是秦为增强对于韩、魏两国的影响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其次，置相于别国是增强本国外交地位的重要手段。魏相翟强去世时，术士曾劝楚利用这个机会联合齐国一起让魏国任甘茂为相；其理由是“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则楚轻矣。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为其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魏氏不听，交恶于齐，齐、魏之交恶，必争事楚。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雠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又交重楚也”。（注：《战国策·楚策二》。）术士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甘茂相魏对于楚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所在。战国时期术士曾经指出，“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注：《战国策·韩策三》。），显然，将亲秦的人物置为韩相，正是秦国增强自己对于韩的外交地位的措施。
    再次，有时候，弱国欲通过置相的办法试图给强国造成麻烦。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战国中期，楚怀王曾经与术士范环讨论派谁至秦国为相的问题，楚怀王以为甘茂可以，范环认为甘茂为贤才，而“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并且建议“王若欲置相于秦，若公孙郝者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注：这里所提到的“公孙郝”，《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作“向寿”，《韩非子·内储说下》作“共立”，并谓“共立少见爱幸，长为贵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环，以听于朝，且利以乱秦也”。）。在相互竞争的时代，强国的贤相于弱国不利，范环深明此理，所以才建议楚力主让与秦王亲昵的人为相。《战国策·韩策三》载，术士在为楚国利益而讨论韩、楚关系时谓“韩之父兄得众者毋相，韩不能独立，势必善楚”，认为楚应当支持在韩国没有什么威望的人为韩相，楚怀王则必定推荐名韩珉者为相，谓“吾欲以国辅韩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恶珉，珉必以国保楚”（注：《战国策·韩策三》。）。后来，韩果然以韩珉为相，这与楚国奉行不使敌国有贤相的政策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