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布衣卿相的先河
    由出身于卿族以外的人担任相，这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出现。晋国卿族擅权的时候，各自已经设置相。史载“三卿宴于兰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这位段规就是魏桓子之相，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智襄子侮辱段规事为“耻人之君相”，认为“君相”有相当影响，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注：《国语·晋语九》。）。段规并非晋国卿族，也不是晋君之相，而是日益显示出新君形象的晋卿之相。段规一类的人物实为战国时期治国之相的先驱。到了战国时期，许多出身寒微的术士奔走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以谋取相位为最高荣光。曾出任赵、燕等国相职的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注：《战国策·秦策一》。）。秦国的商鞅虽然始终没有正式的“相”的名号，而只任大良造之职，但其职守实即为相，所以战国时人谓“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注：《战国策·秦策一》。），其出身虽然为卫国公族，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但商鞅本人地位并不高，只是魏相公叔座手下的一名“中庶子”（注：见《史记·商君列传》。）。著名术士张仪在任相之前，被人视为“贫无行”者，随楚相饮酒时楚相丢了玉璧，张仪首先被怀疑偷璧，被“掠笞数百”（注：《史记·张仪列传》。）。秦相范睢曾经向秦王这样讲述自己的出身：“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楚、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注：《战国策·秦策三》。）以范睢这样的“东鄙之贱人”的出身，若觑觎君位，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之，战国时期，一批出身并不高贵的人担任相职，实开秦汉时代布衣卿相之先河。
    这些出身寒微的士人一旦为相，自觉没有什么根基，所以他们所努力的目标只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博取君主的信任与欢心，从而巩固自己的相位。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士人出身的相有的可以犯颜直谏，例如赵肃侯不顾农事而率众出游的时候，赵相大戊午即“扣马”而谏，谓“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遂使“肃侯下车谢”（注：《史记·赵世家》。），停止了出游。这里提到的大戊午，《战国策·韩策一》作大成午，曾与申不害联合引外援而固己之相位，盖为其出身低微的缘故。这样出身的相可以因国君的好恶而随时任免，他们皆有益于国而无害于君。春申君黄歇担任楚相20多年，“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从历史记载看，黄歇“游学博闻”，写得一手好文章，似为士人出身。他担任楚相如日中天而权力甚大的时候，曾经有人劝他“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注：《史记·春申君列传》。）。黄歇终不行此事，关键原因在于他在楚国贵族中并无根基，所以在楚国政变中被杀身死。齐相宋燕被斥逐，“罢归之舍，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注：宋燕，《战国策·齐策四》作“管燕”。），无一人肯随之另谋出路。宋燕没有贵族出身的履历，所以士人皆不相随，这与大贵族出身的齐相孟尝君罢相之后，鸡鸣狗盗之徒皆随的情况大异其趣。
    普通士人或低级贵族出身的人往往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靠自己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来谋取相位。周的王室贵族周最曾经对术士吕礼说：“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注：《战国策·东周策》。）按照周最的设想，吕礼可以先让秦攻齐，则齐便任命吕礼为相以免遭秦攻。卫国人吴起，曾经就学于曾子，可见其社会地位并不高贵，他从魏至楚的时候，“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不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注：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为人臣，尽忠致功”（注：《战国策·秦策三》。）。他尽忠于楚悼王，为楚国变法富强立下卓著功勋。这类士人出身之相虽然得君主青睐而可以平步青云，显赫一时，生活优裕，“结驷列骑，食方丈于前”，但若失去相位，则地位一落千丈，只能“织屦为食，食粥”为生（注：《韩诗外传》卷九。）。他们的利益附着于君权，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为君主效忠尽力。这样的相，不仅要随时察言观色以求君主欢心，而且要入乡随俗，取得国人支持，以稳固自己的地位。《战国策·赵策三》载，有一位从魏国赴赵任相的张相国于“众人广坐之中，未尝不言赵人之长者也，未尝不言赵俗之善者也”，其目的即在于讨得赵人欢心。
    在复杂激烈的竞争当中，相往往处于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特别是出身低贱之相，更由于没有牢固根基而常常遭人攻讦，因此更要时刻警惕，以免遭人暗算。《战国策·东周策》载，东周君免相工师藉之后，任命周仓为相，周仓引见外来的术士往拜东周君的时候，“前相工师藉恐客之伤己，因令人谓周君曰：‘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以此来避免伤害自己。术士往往利用置相之事作为攻击政敌的手段。张仪欲谮害秦国权臣樗里疾的时候，便设法让樗里疾出使楚国，“因令楚王为之请相于秦”，然后张仪对秦王说楚王请秦任樗里疾为相，“今王诚听之，彼必以国事楚王”。此事引起秦王大怒，樗里疾不得不出走避难。《战国策·秦策一》所载此事或当出于术士假托，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术士的心目中，揭露某人引外援而谋相位，确是攻击政敌的有效手段。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
    甘茂相秦。秦王爱公孙衍，与之间有所立。因自谓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闻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见王曰：“王得贤相，敢再拜贺。”王曰：“寡人托国于子，焉更得贤相？”对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得闻之？”对曰：“犀首告臣。”王怒于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甘茂采取捏造事实进行诬陷的手段将公孙衍击败，反映出术士间为争夺相位而进行的斗争的残酷。在秦相应侯范睢失势的时候，术士蔡泽采取直言不讳的办法直接引起范睢的重视，他先扬言于范睢说“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然后在见到范睢时条分缕析其利害，终于使范睢“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笃，因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注：《战国策·秦策三》。）。蔡泽因势利导，既没有得罪范睢，又为自己谋得了相位。《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为了谋害其政敌陈轸，遂“令魏王召而相之，来将梏之”（注：《战国策·魏策一》。），将相位作为诱饵，引诱陈轸上钩。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争夺相位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战国时期布衣卿相之局的发轫，对于自周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有很大影响，后世封建专制中的官僚系统实开端于此。这种政治格局标识着宗法贵族已经比较迅速地退出社会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在西周春秋时期多层次的宗法贵族统治下，普通民众之上的直接权威即宗法贵族，而非诸侯王。从本质上说，普通民众只对本宗族的贵族负责，而不受国家的干预和支使。可是在布衣卿相格局下面，民众却听命于相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僚体系，受控于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布衣卿相之局正是在大量自耕农民涌现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的结果，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