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国时期一类特殊的“相”
    战国时期所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列国间激烈竞争和权力下移的时代特点。这类任相职者有许多出身于术士，他们与国家内部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相有不少区别。在各国纵横捭阖、外交斗争十分频繁的时候，一些为国君倚重的大臣可到别国为相，还有一人而挂多国相印者。这类“相”与作为国君股肱的相不同，他们实际上是一些高级别的外交官，与本国的真正掌权大臣有一定区别。这些“相”与当时的客卿相似。《战国策·楚策一》谓苏秦“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史记·苏秦列传》载此事谓“佯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王以为客卿”。可见《楚策》之相即《史记·苏秦列传》之客卿。除了纵横家之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有被别国召去任相者，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尝君相魏。魏国的公孙衍曾向魏襄王建议说：“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注：《战国策·魏策二》。）这个建议为魏襄王所赞赏，不久即召孟尝君田文至魏为相。显而易见，魏之所以召孟尝君为相，目的是为了加强与强齐的联系。这样的类于外交官的相，与本国实际上的相可以同时并列。
    这种专司外交事务的诸国之相位，吸引了诸多纵横家参与竞争。《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张仪先后为秦、魏之相的时候，在楚国的术士史厌对赵献说：“公何不以楚佐仪求相之于魏，韩恐亡，必南走楚。仪兼相秦、魏则公亦必相楚、韩也。”他劝赵献利用诸国间复杂的利害关系以谋求兼相楚、韩两国。以情理度之，赵献当是楚国专司外交的大臣，可能和张仪类似，也属于纵横家之类。战国时期，不仅许多术士参加相位的角逐，而且术士还往往为贵族大臣出谋划策以射取相位。楚国术士名献则者曾经对秦国大臣公孙消说：“公，大臣之尊者也，数伐有功。所以不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他为公孙消谋划如何取得太后的欢心，最后达到“太后必悦公，公相必矣”（注：《战国策·秦策五》。）的目的。战国中期，魏相田需死后，由谁继任相职一时间成为列国统治者和术士们关注的焦点，楚相昭鱼担心由张仪、薛公孟尝君或犀首公孙衍中的某一人为相，术士苏代便拟往说魏王，请魏让太子任相。苏代所拟说辞如下：“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自相也。’”（注：《战国策·魏策二》。）从这段说辞里面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置相对于他国的外交甚有影响，所以楚相昭鱼担心跟楚关系不好的人担任魏相。第二，在一般术士的心目中，一些担任过相职的著名术士，其政治倾向可谓尽人皆知。第三，相位对于术士是很有吸引力的诱饵，所以若魏太子为相，术士们便会认为定非长久之计，魏国定会任用他人为相，因而在魏国的“丞相之玺”吸引下靠近魏国。
    战国时期这类特殊的“相”，以张仪最为典型。秦惠王后元三年（前322年）张仪为秦国利益而相魏，即《史记·张仪传》所谓“相魏以为秦”。论者或以为张仪是主持魏国大政的“相”，其实不然。魏国不会那么傻，让一个秦国间谍担任掌握国家大权的相。魏以张仪为相，固然是看中了张仪的外交经验，但也是迫于秦的压力而向秦作出的友好姿态，是魏国试图通过张仪而跟强秦联络的一种方式。《史记·张仪传》谓：张仪相魏之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其间的原因就在于魏惠王心中很清楚张仪的作为，并没有把他当心腹大臣看待。后来，魏国“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由此可见，魏王很了解张仪的背景和他到魏国的目的。《战国策·魏策一》谓“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指出魏任用张仪是为了联合秦国而使魏取韩国之地。魏人雍沮就很清楚张仪相魏的个中缘由。请看相关记载：
    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计过也。齐、楚攻魏，公必危矣。”张子曰：“然则奈何？”雍沮曰：“请令齐、楚解攻。”雍沮谓齐、楚之君曰：“王亦闻张仪之约秦王乎？曰‘王若相张仪于魏，齐楚恶仪，必攻魏。魏战而胜，是齐、楚之兵折，而仪固得魏矣；若不胜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国，必割地以赂王。若欲复攻，其敝不足以应秦。’此仪之所以与秦王阴相结也。今仪相魏而攻之，是使仪计当于秦也。非所以穷仪之道也。”齐、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