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晦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
    既然天地开辟以来，天地日月在变，五行四时在变，阴阳寒暑在变，万物群类都在变化，在这个“新新不停，生生相续”的世界里，君臣之间“能消者息，必专者败”，于是便为周人革殷王之命的夺权斗争建立了一种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这种思想很清楚地表现在《周易·革卦》九四爻辞“晦亡，有孚，改命吉”当中，《革卦》九四象辞也说“改命之吉，信志也”，“改命”就是“革命”。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改命吉》条直接指出了其中的内涵意义：
    《革》之九四犹《乾》之九四，诸侯而进乎天子，汤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故曰：“信志也。”
    顾炎武在此十分清楚地指出了《革》九四爻辞的“改命”就是“汤武革命之爻”，指由“诸侯而进乎天子”，所以说“改命，吉。”其实不止《革卦》九四爻辞是宣传革命主张，整个《革卦》都是宣传改命思想、革命主张。《周易·革卦·彖辞》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位，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王弼注说：“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故取不合之象以为革也。”孔颖达疏也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彖辞》及其王注孔疏把《革卦》的内涵意义解释得相当清楚。对此郭沫若先生也说：“所以《易经》的产生是在革命的时代，《易传》的产生也是在革命的时代。……所以《易传》的作者对于革命的事实用着激越的口调赞美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彖下传·革》）这可以见得当时的时代精神了。”（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69页。）因此《周易》的主题思想可以说就是“改命”或“革命”思想，孔颖达在《论易之三名》中所说“易”是“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可谓一语中的。整部《周易》贯穿着“新新不停，生生相续”的精神，所借助的就是“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这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而这个时代也正是准备向殷人革命的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
    早在《系辞》的时代便认为《周易》是殷周之际周文王时代作成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下》）司马迁也认为《周易》是周文王所作：“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记·太史公自序》）顾颉刚先生通过考察《周易》中卦爻辞所说的故事，认为其卦爻辞确实是殷末周初的作品。（注：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近人高亨先生也说：“《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的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页。）这些说法都是比较接近的，也是基本可信的。（注：高亨认为《周易·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谓此是“文王被办于羑里又被释放之事也”，是对的。在具体解释时，他说“从”读为“纵”也是对的；但他说“维”读为“纵”，也是对的；但他说“维”读为“遗”，“从维”即“纵遗”，则不一定正确。笔者以为“维”在这里应以本字来解释，“维”本义就是绳索，“从维”解开绳索，也就是释放的意思。）其实，唐孔颖达曾总结至唐代有关《周易》卦辞与爻辞为谁所作的问题时，说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另一种说卦爻辞多为文王之后的事。但从所举事例来看，也晚不过武王周公时代：“《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四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故《易纬》但言文王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卦辞爻辞谁作》）从孔颖达所说来看，唐代以前对卦爻辞的作者有两说，一种认为都是文王所作，另一种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而爻辞为周公所作。但这两种说法所说的时代彼此相连，所以孔颖达便出来搞调和，认为《易纬》等只说文王，不言周公，是因子承父业，举文王而包括有武王和周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王堆帛书《易传》中《要》篇引孔子之语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之……予何曰（？）事纣乎？”帛书《易之义》也说：“子曰：《易》之用也，段（“殷”误字）之无道，周之盛德也”。从上可见，古今学者所说都是大同而小异。《周易》卦爻辞有文王时代的内容，也有武王、周公时代的内容；但其内容最迟不会晚于武王周公时代。因此可以说《周易》卦爻辞的作者及其反映的史实在殷末周初。
    《周易》卦爻辞的时代确定了，我们就更容易看清楚作为“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的《周易》所蕴含的政治目的与变革动向。周文王、武王和周公时代通过《周易》卦爻辞所宣传“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过是借助龟甲卜筮的手段与方式，去谋取“变化之力，换代之功”。针对殷人“有命在天”的观念，他们在《周易》中贯穿了一个主导思想，这就是变易的哲学观、改命的政治观。而周人在克殷之后，也反复宣传这种改命或革命的观点：《逸周书·商誓》篇说：“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赉〕休命”；“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奉〔弃〕天之命。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肆予小子发，不敢忘天命。……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帝之来，革纣之□〔命〕，予亦无敢违天命”。《书·召诰》篇中召公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书·康诰》说“天乃大命文王”；《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逸周书·祭公》篇说“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西周大盂鼎铭文也说“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周初的这些诰词中，无不反复宣传夏殷之际改命与受命的现象、殷周之际改命与受命的事实。而且这些文献也明确地说周人受命是在文王时期，这种改命与受命的现象，是以《周易》变易革新的哲学观作为理论依据的。同时这也说明在文王时期，一方面在整理编写《周易》，以变易观宣传改命思想；另一方面声称皇天已改大殷商之命，而文王已经受天命。据《周本纪》说文王受天命是在文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克殷前十二年--平虞芮之讼年而受天命的。这种说法也是与早期文献的说法是一致的：《周易·革卦》中所说“有孚，改命吉”就是在“革”卦中宣传“改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