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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昊天上帝祖宗百神不能佑助周王、诸侯及其臣民，那么神权崇拜的威信肯定要进一步下降。因为在先秦时期的人们看来，如果所祭祀的神灵不能佑助自己，就会放弃对这些神灵的祭祀。即使是祖先神也是这样。《书·金縢》中述周武王病重，周公为他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并愿以己身代替武王以死。最后说：“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这就是说如先王答应周公的要求，他就拿璧与圭去祭祀他们；而如果不答应他的请求，他就会把璧与圭扔掉而不祭祀先王。如果用现代的观念去看待这种说法，就会觉得不可理解。但古人的确有这么做的。《左传》僖公二十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这里所说的“鬼神”显然就是指祝融与鬻熊等祖先神。夔子认为自己的先王熊挚的疾病是祝融与鬻熊等祖先神造成的，在祈祷时祖先鬼神也不加以赦免，所以后来也就不再祭祀祝融与鬻熊等祖先神。西周末年以来，经过大旱灾以及宗周灭亡等一系列的事件，周人认为昊天上帝祖宗鬼神不能佑助自己，人们对上帝鬼神的迷信也就减弱了，而理性化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在宋国降下五个陨石，宋襄公就问来聘访的周内史叔兴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当面回答说：“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朝后对人说：“（宋）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襄公十六年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周内史叔兴人物陨星不能导致吉凶，吉凶是由人事而产生的。晋叔向认为楚师无功并非师旷所说的时运，亦非董叔所说的天道，而是因为“其君之德”。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迷信天地鬼神、重神事而轻人事的人们，但一些进步开明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而且这些人物多为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如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地位与作用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民众是“神之主”，要先事人后事神，甚至认为重神而轻民是灭亡之道，而重民而轻神才是兴旺之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说“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史嚣评价这件事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周内史过也说“虢必亡矣，虚而听于神”；《国语·周语下》也说“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民必违之。……”。史嚣和内史过的评论与《逸周书·史记》篇中所说“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鬼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完全是相同的。反对“贤鬼道”、反对“废人事天”的思想也正是春秋以来重民轻神的反映。《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据定公元年记载，宋薛两国为营建成周的问题引起争论，宋仲几说：“纵子亡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而士弥牟对韩简子评价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春秋时期人们认为“民”既然是“神之主”，神要以人的意愿行动，那么，君王以民意行事国家就会兴旺，办事就会成功；而专以神意行事国家就会衰败甚至灭亡，办事也就不会成功。可见鬼神的地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失去了昔日的尊荣与地位，也失去了独立的意志，傍依民众的思想意志去行动；而另一方面，民众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君主办事、行动不得不权衡民众的力量、民众的意志以及民众的愿望。可以说，民众的人心向背可以左右君主，可以左右政治局势，也可以依此去猜度鬼神的意志与愿望。《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对随侯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循’，谓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季梁所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显然是把“民”置于“神”之上，认为民事重于神事。民和则神有主，民不和则鬼神乏主。先修民事后修神事才能成事，不修民事而仅修神事就不能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