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中的关键人物是董允。董允字昭休，南郡枝江人。其父董和在刘备时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主持左大将军大司马府的事务。“献可替否，共为欢交。”（28）二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刘禅为太子，董允为舍人。禅即位，即提升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29）不久，董允即提升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掌管宫庭的警卫部队。他理解诸葛亮的“忧虑”，不负委讬，“献纳之任，皆自专之。”“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30）也就是说在宫中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有效地防止和纠正了刘禅的错误。例如，刘禅欲增选美女以充后宫，这是历代帝王的通病，视为当然。但董允却坚决加以阻止。“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不过十二，今嫔嫱己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31）对其又敬又怕。又例如，刘禅想用自己亲信的宦官，染指政务，从而当一个有点实权的皇帝。但遭到董允的坚决抵制。“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侫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32）可见他是受诸葛亮之“任”，才敢于多次板着面孔训刘禅，指指夺夺骂黄皓。纠正其“朱紫难别”的错误。
    “宫中”经常要办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府中”的意图和决定，发布诏令，履行法定的必须由皇帝“批准”的手续。所以董允等人的中心任务说是规劝、“制约”刘禅与丞相府协调行动，密切配合。不能从中作梗，更不能阳奉阴违。预防皇帝集结“小人”，形成一股势力，构成对丞相府权力的潜在威胁。
    董允在执行这一任时，是非常复杂艰巨的。要把握分寸，注意方式方法。既不能放任不管，又不能把局面搞僵。这是因为诸葛虽掌握蜀汉的全权，但他并不是曹操、司马氏那样的“权臣”，纯粹把皇帝当俘虏，当摆设。篡位之心“路人皆知”。所以，董允既要照顾到皇帝的尊严，又要使其与府中“俱为一体”，不节外生枝，或消极怠工。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允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不负诸葛亮的委托。诸葛亮虽多次出征，有很多时间不在成都，但“宫中”从未发生任何“变故”。而在相类似的曹操、司马氏统治北方时期，虽对宫庭控制很严，却难于避免政变阴谋的发生。以致有时不得不把皇帝控制在身边出军，美其名曰“御架亲征”，以防万一。
    诸葛亮去世，蒋琬执政，对董允特别尊重褒奖。琬将领益州刺史时，推让董允担任；又上表后主：“允内侍历年，翼賛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33）因允皆固辞不受而作罢。
    董允受到蒋琬的褒奖，死后却受到禅的怨恨。原因是他不把皇帝放在眼中而对之“追怨日深。”（34）姜维对黄皓专权误国切齿痛恨，当面禀告后主，请求杀掉黄皓。后主说：“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尝恨之。君何足介意。”（35）刘禅明确站在黄皓一边，姜维惧于失言，反而当面向黄皓请求允许其到沓中种麦，以免杀身之祸。从这两条史料中，可以看出董允任务的性质，董允与刘禅的关系实质。刘禅为什么那样恨董允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在其死后大发牢骚？显然不是由于个人恩怨。根本原因是董允忠实执行诸葛亮等执政者的委托，才使刘禅这个皇帝当得很不自在。可是诸葛亮等人德高望重，只好奈不何青杠啃泡木，把对诸葛亮等人不便发泄的怨愤吐向董允而已。
    董允在蜀汉政局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因素。董允死后，诸葛亮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蜀人无不追思允。”（36）黄皓误国，源于刘禅误国。蒋琬、费袆去世之后，刘禅才有了实权。黄皓才可能专政误国。“为尊者讳”，把皇帝的责任推在奸贼身上，这是历代正史的传统。这说明刘备、诸葛亮把刘禅看得很透，刘备为什么传位而不交权，诸葛亮为什么既无意篡位，又不归政交权，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诸葛亮北伐，把镇守成都的兵权，授予向宠。原先刘备败于猇亭，损失惨重，只有时为牙门将的向宠所统率的军队未受损失。受到刘备的賛扬。刘禅即位，于建兴元年封为都亭候，后又提升为中部督。上《表》时又升为中领军，掌京城戍卫，保卫成都的安全。向宠所担任的职务作用重大，事关国命安危。曹操在出征的时候，类似的职务，多交由宗族子弟或非常亲信的将领担任。看来诸葛亮在任命向宠时，非常慎重，广泛征求了群僚的意见，得到了一致赞同。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德才兼备，所以诸葛亮才决定委以重任。
    以上所述宫中、府中和营中是蜀汉政权的三根主要支柱。所以临征前要向刘禅特别嘱咐。这是理解《出师表》趣旨的关键。
    四、《出师表》的趣旨
    诸葛亮是一个精明务实的政治家，战略家。他全力准备了多年的北伐在付诸实行之际，特地向刘禅上表，绝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忠心”、“善言匡主”，漫而不实地作道德说教。因为他“循名责实，虚伪不齿，”（37）恨说空话，假话。在如此关键非常的时刻，是没有闲心给刘禅写告别性质的表章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出师表》看作是诸葛亮为了保证北伐的胜利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可以说是北伐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上表，向蜀汉整个政坛宣布大后方重要机构的人事安排，权力分配，各自的职能和运行准则。以保证政局稳定，从而有力地支援战争。因为如果成都出了问题，不但将葬送北伐，而且诸葛亮本人也将前后失据而身败名裂。事关国家安危，个人的生死存亡，任何一个政治家处在类似的情况下，都不得不加以妥善处理。所以《出师表》实际上是一件政治文告，有关各方，包括刘禅在内，均必须遵循，不得违背。由于年代久远，现代的人对此论可能觉得牵强，其实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完全能够透过为了照顾君臣礼仪的词句，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
    根据东汉末年的历史经验和当时蜀汉的权力结构，要保持后方政局稳定，关键是处理好与刘禅的关系。当时刘禅已即位五年，二十二岁。令诸葛亮担心的是他“富于春秋，朱紫难别”。即血气方刚，而又头脑简单，对似是而非的问题没有判断能力。所以《表》文在概括谈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之后，对刘禅首以为言：“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所谓“妄自菲薄”，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自轻自贱，自己看不起自己。“引喻失义”就是乱打比方，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群臣不敢向皇帝批评、建议，堵塞言路的后果。在事理上，这句话所表达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常理，只有帝王不但骄傲自大，则愎自用，固执己见，而且滥用权力，迫害言官，才会使臣僚惧帝王之怒而噤若寒蝉。历史上许多暴君统治时期，都造成过这样的政治局面。而“妄自菲薄，引喻失义”至多是一个无所作为，言论不经的皇帝。这恰恰会引发群臣议论纷纭，争相诤谏。不会堵塞言路。造成这种因果失序，并不是诸葛亮缺乏历史知识，也不是思路不清。而是针对刘禅平时爱犯的毛病而言的。一个精神健全的人，都不甘当名不符实的皇帝，除非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已。看来，刘禅平时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的表现，是时而自轻自贱，不象一个皇帝的样子，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时而又大发牢骚，影射自己是献帝，诸葛亮是曹操。而曹操是汉室的国贼，是蜀汉的头号反面人物，人人得而诛讨之。如果把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就意味着要全部推翻乃父的遗命，向诸葛亮夺权。在诸葛亮看来，这是刘禅可能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语言所能解决的问题，臣下还有什么可劝可谏的呢？所以才会导致“塞忠谏之路”的后果。《表》末要刘禅“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就是说你要善于自处，为自身考虑要听得进劝谏，好好回忆并牢牢记住先帝的遗诏说了些什么。刘禅读到这里，刘备“可辅”、“可取”的声音恐怕就会在脑际回旋。这是诸葛亮摊出的底牌，是对刘禅最严厉的警告。蜀汉不设史馆，《三国志》关于蜀汉部分又过于简略，虽无明确的史料可以佐证这一推断，但恐怕只有作这样理解，才比较文从字，符合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