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禅在政治上提出了劝谏之后，紧接着谈具体问题。“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不能理解为要刘禅“赏罚严明，内修政治。”赏罚是一种手段，他既是推动权力行使，令行禁止的根本保证，又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刘禅不掌握实权，赏罚严明与否，政治修明与否，当然同他关系不大。诸葛亮这里实际是要刘禅把自己生活的“宫中”和远离自己“府中”一样对待，对赏罚不能在感情上有两个标准，不能“偏私”，私者亲信也，不应偏袒亲信，有罪不同意罚，无功要求赏。阻挠法度的统一。都应该交由有关职能部门“有司”统一赏罚“臧否”。这里，从词句上看，好象与劝谏一般帝王慎行赏罚的表章没有多大差别，其实有本质的不同。就是蜀汉的“有司”并不按室帝的意旨办事，而是按诸葛亮的意旨办事。
    怎样才能使宫中府中保持一致呢？宫中不致成为国家法律管不到的独立王国呢？关键在宫中的权力由谁掌握。刘禅在宫中即使有部分权力，就肯定达不到这个目的。所以诸葛亮才说：“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广益”。等于宣布宫中的一切权力归董允等人实际掌管。历代章奏表摺多矣，要皇帝无论大凡小事都必须“咨询”某人，才能决定施行，保留至今的恐怕仅此一篇。皇帝若有实权，臣下口出此言，肯定要认为是“狂悖”之语，治以“大不敬”之罪。诸葛亮却可以这么说，刘禅还必须按照这么作。至于董允等人如何“辅佐”刘禅，才会宫府一体，这是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政策原则和选拔人才。诸葛亮是抓住了要害的。
    关于“营中”之事，其叙述从表面看来，与“宫中”很相仿，其实有两点重大的不同。其一，营中离刘禅较远，无需“事无大小”都要“咨询”向宠才作决定，需要通过刘禅的只是营中的大事情；其二，要刘禅“咨询”的只是关系“行阵和睦”、“优劣得所”的大事。只有提升任免军官恰当，才能优劣得所，军队才能团结统一。由此可知需要通过刘禅的是军队的人事权，即高级军官的提升任免，都必须由向宠决定，刘禅无权自作主张。根据历史经验，无权的君王要改变现状，取得实权，大都是在警卫部队中安插、分裂高级军官，从而掌握军队后才能有所作为。这是诸葛亮要竭力加以防止的。
    在对宫中、府中、营中的人事安排，权力归属作了交待之后，着重要刘禅切实执行。应当对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等人“亲之信之”，不应当与他们闹矛盾，拉距离，阻挠他们行使权力，要吸取先汉后汉兴替的历史经验，不要重蹈依靠小人宦官，迫害忠良大臣的覆辙。如果那样，就将成为桓、灵，令人“叹息痛恨”。张裔、蒋琬、董允都是“贞亮死节”之臣，如果硬要那样作，也是不能得逞的。象这样理解，似乎有点穿凿附会。须知，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充满了敏感、微妙、曲折、复杂。使用的语言，好多都意在言外，类似当今的外交词令。其实诸葛亮的真意所在，前人早就有所指出：“攸之管机密，陈震等统政事，其职各异，以内外分言之。但言攸之等内职诸臣，专以成君德为务；震等代理留府事，皆唯公裁决也。或曰统留府事易于专权遭猜，表其皆‘贞亮死节之臣’，以明其不可夺；‘亲之信之’，则小人之间无自生也。”（38）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很懂得刚柔相济的作用。他不能只对刘禅作训导，制规定，提要求。还必须自剖心曲，坦诚相待，说明这样作，并无不轨之图，以消除刘禅和群僚可能产生的疑虑，免于政治隔阂的加深。诸葛亮说：我本是平民，务农为生。在混乱之世，只求生存，鄙薄功名利禄。是在你父亲再三请求下，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才涉足政界，答应为其效劳。意在表明从来就没有政治野心。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深刻了解我是一个谨慎可靠的人，所以临终才把权力交给我，北伐讨贼的任务由我来完成。受命以来，我最耽心的就是完不成任务，毁了先帝知人之明。所以才在炎热天渡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平定南方。现在兵强马壮，应该北伐平定中原。完成这个任务，既可报先帝知遇之恩，又可谢陛下委托之忱。意在表明，这一切安排都是出于北伐的需要，并无篡位的图谋。全文十二次提到先帝，这一段就有四次。诸葛亮为什么口不离先帝？在于突出大权独揽的合法性，在根本的问题上站稳脚跟，明正言顺地行使职权。既可消疑虑，又可堵可能出现的反对者的口实。
    纵观蜀史，诸葛亮的言行，确实很注意与曹操之类的“权臣”明显划清界线。不树私党。他从不以我划线，迫害异已。而是以是否拥护刘备的“遗诏”，有无才能为标准以决定用人的去取。在他当政期间，从未发生过因反对他本人或意见相左而受惩办的案件；不营家产。生前向刘禅保证：“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仰给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39）这恐怕是我国历史上自报家产，反腐倡廉的最早记载。其政治意义极为深远。王夫之对此热情赞扬，高度评价。他说：“武侯之言曰：‘淡泊以言志’，诚信矣！可以质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对朋友，可以示百姓，无待建鼓而鸣之矣！且夫持大权，建大功，为物望所归，而怀不轨之志者，未有不丰殖以厚殖于家者也。以示豆区之恩，以收百金之士，以弭腹心之蠹，以结藩镇之欢，胥于财以取给。”（40）专权殖财，以财固权、扩权、夺权，是野心家的行事逻辑。而诸葛亮一生迥异乎此，既可使蜀政治清明，又可消除刘禅的疑虑；不称王立嗣。曹操和后来的司马氏，都在生前确定子弟为权力的继承人，为改朝换代作好准备。诸葛亮先无子，从吴地继其弟之子乔耒蜀为子。也官只驸马都尉。乔随军至汉中，令其与从军将官子弟一道搞运粮工作，“思维宜同荣辱，”（41）不搞特殊。后来生子瞻，诸葛亮死时才八岁。瞻长大虽职位较高，完全是由于本人有才和乃父的政治影响。生前未给儿子作任何安排；不炫耀权势，同受“顾命”的李严，劝诸葛亮称王，受九锡。这是权臣提高政治地位，扩大政治影响的通常做法，是接近帝位的台阶。他婉言拒绝。回答说：“吾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锡禄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42）以上所举，可以佐证诸葛亮在《表》中作自白的目的何在。
    综上所述，《出师表》反映了诸葛亮为保证北伐胜利而采取的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和关系。北伐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在于力量对比悬殊。他虽“无岁不征”，长期不在成都，但朝廷却从未发生大的“变故”而影响北伐。证明他确实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既高瞻远瞩，考虑处理事情又细致周到。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最高当权者，不但政绩卓著而流传千古，而且文彩风流，代代相传，至今仍有这么大影响，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