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130页。
    （23）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44页。
    （24）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25）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第5页。
    （26）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1894—1899）》，《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7）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16页。
    （28）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256页。
    （29）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6页。
    （30）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52年，“书牍”，第57页。
    （31）朱之榛：《常慊慊斋文集》卷下，第40页。转引自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120页。
    （32）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209页；山本進：《清代後期四川における地方財政の形成——會館と厘金》，《史林》（京都）第75卷第6期，1992年，第33-62页。
    （33）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834页。
    （34）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17页。
    （35）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25页。
    （36）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25页。
    （37）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25页。
    （38）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532、1028、853页。
    （39）蔡蓉升原纂、蔡松采录、张福瑆补录、蔡蒙编次、徐珂校字：《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6页下。
    （40）蔡蓉升原纂、蔡松采录、张福瑆补录、蔡蒙编次、徐珂校字：《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第4页下。
    （41）邱澎生：《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制度变迁》，《法制史研究》（台北）第10期，2006年，第117-154页。
    （42）晚清宁波商人有联合士绅向地方政府陈情的事例。佐佐木正哉：《寧波商人の釐金輕減請願五紙》，《東洋學報》（东京）第50卷第1期，1967年，第95-100页；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141-143.
    （43）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110页。
    （44）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37、27页。
    （45）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19页。
    （46）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076页。
    （47）本处使用韦庆远等学者的计算结果，当时各省“合格选举人”占全省人口比重皆未超过百分之一，因此韦庆远认为咨议局的选举“极端缺乏群众基础，代表性是非常狭隘的”。依照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规定，当时的“合格选举人”要包括“籍贯”、“财产”、“资望”、“学历”、“名位”等条件。参见韦庆远、高放、刘文源：《论咨议局》，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6-415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1-673页。
    （48）张朋园：《立宪派与立亥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第33、20页。
    （49）张朋园：《立宪派与立亥革命》，第260页；李守孔：《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与辛亥革命》，见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三册，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321-373页。
    （50）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4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