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吕芳上：《清末的江西省咨议局，1909—191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7期下册，1988年，第117页；王树槐：《清末民初江苏省的咨议局与省议会》，《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6期，1978年，第314页；张朋园：《近代地方政治参与与萌芽——湖南省举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4期，1976年，第386页；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248页；苏云峰：《湖北省咨议局与省议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期，1978年，第426页。
    （52）清末不少咨议局和商会间的关系很密切，如成都、汕头和牛庄等地都是很好的例子，商会会所常成为咨议局议员聚议会商的所在地。Shirley S.Garrett，“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219.
    （53）章开沅、刘望龄、业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862页。
    （54）金弘吉：《清代前期の罷市試論——その概觀と事例考察》，《待兼山論叢：史學篇》（丰中）第26期，1992年，第21-62页；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51-69页。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55）“财税国家”是近世欧洲出现的一种特殊财政制度，学者对其重要性有简要说明：“政府向民主收税的财政制度变化，其实也同时反映着当时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重新调整。”See Christopher Storrs，“Introduction：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the‘Long’Eighteenth Century，”in Christopher Storrs，ed.，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Essays in Honour of P.G.M.Dickson，Surrey and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9，pp.1-5.有学者在研究明清与近代中国财政制度变化的重要意义时，也提出类似看法：“研究财政体系，是研究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性和结构的最好领域。经过长期的历史而形成的财政体系与社会经济活动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呢?这种关系作为财政体系的一种类型，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是财政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参见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第13页。如何比较明清中国与近代欧洲“财政国家”演化历程的异与同，仍是有待学界考察的重要议题，和文凯的新出专书可谓是这方面的先驱性研究。See Wenkai He，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England，Japan，and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50，13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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