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还以自己的亲自经历，痛陈这种变形的和籴制度的弊端。他曾“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又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由此对和籴带来的弊端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所陈弊端，自然切中要害。原本利国利民的和籴竟成了“害人”的“和籴”；原本“两和商量”、公平交易的和籴变成了需要征催、鞭挞、追捉的“和籴”，也就是说已变成了政府向百姓勒索摊派的剥削手段。
    君主诏令中的和籴和雇思想 唐代君王对和籴和雇政策也非常重视，曾屡次颁发诏令，申明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如：
    （开元）十六年（728），九月，诏曰：……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五钱，百姓有籴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
    （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戊子敕曰：……于都畿据时价外，每斗加三两钱，和籴粟三四百万石，所在贮掌。（19）
    诸如此类的诏令，不胜枚举，表明政府对和籴是非常重视的。和籴带来的效益和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陆贽作相时，“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20）。原来的和籴走了样，变成了一种害民的虐政，朝廷也深知其中的弊端，曾屡加诘责。如：
    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21）
    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22）
    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23）
    与和籴一样，和雇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当和雇广泛推行时，为了防止经手的官吏贪污，少付或不付工资，朝廷曾三令五申，力图防止弊端产生。此类记载，在唐文献中到处都是。如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书谏曰：
    ……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自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24）
    皇帝在赦文诏令中，多次强调“若要和市、和雇，先依时价付钱”，（25）“应缘军务所须，并不得干扰百姓，如要车中夫役工匠之类，并宜和雇，优给价钱。”（26）德宗贞元元年（785）在《郊祀大赦天下制》中，令在长安、万年两县，每季各贮钱五千贯，“应关和市、和雇，并预先给价钱”。贞元四年（789）敕令以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京城街墙。但是，尽管朝廷诏敕连篇累牍，而贪官污吏仍上下其手，对和雇工匠不按时估给值，甚至根本不给工资。这种名为“和雇”实为征徭的方式反而变本加厉，竟而殃及商船。唐懿宗时，南诏侵犯岭交趾，为运粮至广州，“有司以和雇为名，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若船遇风浪沉没，官吏还要舟人赔偿米粮损失，船户深为痛苦（27），致使商人失业，影响了商业的发展。僖宗在《光启三年七月德音》中，指出了地方政府以和雇为名侵夺商船的实际情况，他说：
    江淮商贾，业在舟船，如闻近日宫中掳借甚苦，或倾夺以充运米，或题关以备载军，非理滞留，散失财货，州县虽云和雇，商人焉敢请钱……自今后，委所在长吏切加禁断。（28）
    名为和雇，商人不能、也不敢领取工值。论日计价，公平交易的和雇实际上成了有名无实的招牌。“不给工徒价钱”（29），“不还人工价值”（30），成了贪官污吏掠夺百姓的方式。和雇制度同和籴一样，也遭到了破坏。
    和籴制度在遭到破坏之后，白居易曾主张以“折籴”的方式代替之。他认为“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31）。至于折籴是否实行过，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其中和籴事务中宫廷所需事务的部分，则变成了唐代最具特色的掠夺性交易--宫市。宫市名为“市”，实际上是一种公然的抢劫。这是对唐代商品经济因素的一种最残暴的摧折，其破坏性极大，因而受到了白居易等大多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优于封建的超经济剥削的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但是，不管怎样，和籴、和市、和雇作为一种思想，既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反映，也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唐代经济思想研究》中的一节，指导教师是巫宝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