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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说得长远一些，可以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那时候，中国先进的人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前进，走什么道路呢？他们认为，应以西方国家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那时，这种主张是唯一进步的主张，如果能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是个很大的进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弱点在世界上充分暴露出来，大不吃香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有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这时期有过一场论战，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一些人反对讲社会主义，起来跟他们辩论的是陈独秀、李达等人。有的党史书讲那时有三大论战，其中就有这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般的叙述是说，社会主义是新生力量，论战一展开，社会主义论者就把资本主义论打垮了，“得胜回朝”，好像容易得很。但是仔细看一下论战的材料，并不是那么简单。梁启超、张东荪大致是说，中国现在太穷，很弱，受列强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呢？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游民，工人很少，还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发展工业，这就只能靠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党现在不需要，且等将来才有用。陈独秀等人立即起而反驳。这些为卫护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进分子的勇气可嘉，但他们还没有真正从中国的情况出发进行研究，因而只是说，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没落了，社会主义如日中天，再讲实行资本主义就太落后了。发展工业，不必靠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更能发展工业。这样说，并不能真正驳倒对方。驳梁启超等人恐怕应该这么说：中国现在的确还很落后，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要先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反帝反封建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发展经济，以后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可是反帝反封建靠谁呢？要靠人民大众。这个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在革命中能起指导作用，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党在革命中有重要地位，这个党先搞民主革命，而以社会主义为远大目标，等等。当然，不能责怪陈独秀等人，那时他们不可能说出这一套来，这一套是经过后来长期的革命经验才能说出来的。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大家都应当一心一意奔资本主义。为反驳这种观点，显然要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否则，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声讨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藉以论证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家很快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进一步的认识。这时候来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教员”。他们满肚子都是马克思主义，就向中国共产党人说，你们现在还年轻，力量还太小，现在还不能独立干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先搞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将来才能自己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并不相信，不愿意照这样做，后来觉得老大哥的话不错，就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开始懂得了，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必须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可是，当时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都不真正了解。他们教条主义地看问题，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共产党现在只能去帮助国民党，等到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了，共产党才有自己的“戏”，现在只是帮忙、跑腿，甚至于当苦力。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并没有能够比较彻底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来中国的这些俄国人以及共产国际的专家，误以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党代表着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果国共合作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他们并肩协力，反过来屠杀共产党人了。党史书说，党在这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错误在中国党内应由陈独秀负责，也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指挥棒下造成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是出于这样的估计：既然中国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政权也主要由资产阶级执掌。这种想法固然避免了民粹主义，却走到了和民粹主义绝对相反的另一错误极端，是和中国实际不符合的，既导致革命惨痛失败，也解决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关系问题。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这番大挫折后，又站起来重新开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左”的情绪，不甘心再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为不如干脆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候，俄国的老大哥又起了一点教员的作用。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斯大林亲自出面，指出中国现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有高潮、低潮，现在是低潮，以后还会出现高潮。老大哥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懂得多一点，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又发展了起来。
    这时发生了两个问题。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党在农村中组织农民武装、打游击战、开辟根据地。共产国际和俄国领导人历来看不起这种农村斗争，认为共产党长期陷在农村中是没有前途的，甚至会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怎样才能快些进城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已全部离开以至反对革命，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怎么搞下去呢？共产党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怎样衔接起来呢？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和俄国的领导人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争取赶快进城，并且尽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影响而产生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为例。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说：“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在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的政治大罢工。”“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带着（他们不明确说“是”，而说“带着”--引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是“因为工人与农民是在直接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它在取得胜利时就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些话很明显地是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实行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这个决议还说：“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这些话显然在当时中共党内很容易煽起一种“左”的情绪，以至形成“左”的路线。
    从当时“左”的路线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只是反帝反封建，还要一般地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哪里呢？主要在大城市。李立三、王明路线的领导，都承认我们现在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只好先在农村搞武装斗争，但是在那样落后的农村中谈什么反资本主义，未免太可笑了。所以他们都不顾条件是否成熟，急于攻打大城市，以便进一步结合工队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对任何“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李立三、王明认为，革命一发展到大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立刻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李立三在那时说过的这句话可谓典型：“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注：李立三1930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语，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而且那时的立三认为，只要拿下一两个省，就是“革命胜利的开始”。30年代前期“左”倾错误的结果，大家知道，几乎葬送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
    30年代前期这种“左”倾机会主义，人们很少讲它和民粹主义的关系。这种“左”倾论调并不表示对小农经济的崇拜，这的确是和民粹主义不同的，但可以说，它的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因为它以为可以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即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情况下一下子将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联系着批评民粹主义时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在这方面是过急了。他所批评的这种急性病，是从30年代遗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