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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深入理解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正确性，并且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深入认识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历史不会绝对地重复，但是在革命进程中，的确有时候像列宁所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做一件事情。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通过实践看到，想用一个冲锋就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就毅然地改变方针，实行革命的退却，开始新经济政策。列宁在1922年，即十月革命后五年曾这样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要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因此要求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7页。）。
    新中国建立后的差不多前30年；回顾起来有许多毛病、错误，甚至于有些是根本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过去没有的经验。经过30年间的曲折道路，无论如何工业水平比1949年高得多了，但是仍然远不能说是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境地。那30年间得到的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这条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要害。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接受了30年来的经验，也在30年来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然不是回到1949年。只就经济上说，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加；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农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经验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和不应该如何做。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开放政策时，党的文件中往往特别标明，开放的对象包括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注：例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党在收回香港、澳门的政策和准备施行于台湾的和平统一政策中，都明确宣布要按“一国两制”的原则办事，即在这几个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以宪法肯定我国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过去是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排斥的。私营经济中的大部分（也许有些是例外），在性质上同旧社会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而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部分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政策。如果按民粹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民粹主义思路名为憎恶和厌弃资本主义，实为害怕资本主义，躲避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经济制度中为主体，以保证不致走向与民粹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即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有必要注意防止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偏向，即防止以为好像不需要再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以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比较高级的阶段的倾向；防止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不知道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倾向。
    那么，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利用资本主义，会不会遇到什么风险呢？应该说，不能绝对排除各种大的小的风险。做任何新的事情，走任何新的路子，都不可能没有一点风险，没有一点副作用。一帆风顺，坐着不动，打瞌睡就可以到达彼岸去，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现实，按照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新的路子，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绝对平稳安全的、毫无风险的路。
    所以，我认为，重新学习、认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