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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我以为不是这样的。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建国之初，我们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在召开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有的民主人士建议要在共同纲领里提到社会主义，我们党的领导人都说暂不提。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那时涉及这个问题的讲话，都是按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讲的。例如，1952年10月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这里，我讲一件自己经历的事情。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后，当时很流行的《学习》杂志上有篇文章写了“给资本主义敲了丧钟”这样的话。毛主席看到后，大加批评，说现在怎么能给资本主义敲丧钟？还远不到这时候！
    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毫无疑问，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已经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有了国营经济，这就是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而且共产党取得政权就是个重大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跟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建国时，在《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当时认为必须有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在这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1953年，宣布全面发动对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确实是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而原来党内的共识是，这种步骤要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之后才采取的。应该说，在建国后三年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
    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成不变的，是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翻天覆地地显著变化就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随着这个变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当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还没有能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农民使用的几乎还是两千年前老祖宗使用的工具，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支配着农村），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性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的百分比的情况。这也就是说，使得毛主席1945年在七大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用普通常识的眼光来看，既然最后要消灭资本主义，那么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愈少愈好，国为愈少就愈容易消灭。过去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孙中山就这样看，他说过，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比以后资本主义多了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得多。这是他在20世纪初讲的话。我们不能责备孙中山。他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作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拿1949年-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官僚资本的很大部分跑到外国去了，还有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这当然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不利）。很多民族资本家为了避免战祸，也由于对国民党政权崩溃后的形势看不准，把他们的资产（或其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外和香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看来也不会比1936年时较多，而是更少些。到解放以后，由于人民共和国实行公私兼顾的政策，私营工商业有过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
    1953年党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这条总路线的标准语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相当长的时期，是指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这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共18年。按这些叙述，过渡时期的结束是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但事实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出乎人意料。在1953年后三年，1956年已经“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五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年均增长4.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年均增长18%。可是因为起点很低，虽然速度快，但距离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当然还遥远得很。所以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当时人们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总路线的“主体”，而称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主体与两翼不像预计那样平行地发展，其原因是什么，后果会怎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这本来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并不明确地认为作为两翼的“三改”过于超前，但确认工业化落后，于是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结果没有成功。同时，“两翼”似乎根本不考虑是否与“主体”相适应而仍继续猛进。最显著的是农业方面，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那时社会上有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的说法，虽然这是一部分基层干部的创造，但这种认识和那时的领导思想不无关系。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党的领导，首先是毛主席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采取步骤纠正“共产风”，并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有些方面作了些调整。但是始终没有充分的事实能够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是与中国农村实际相适应的，是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事实证明的恰好相反，但*
    人民公社制度直到80年代初才终于被取消。
    在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间，与人民公社制度相联系的种种混乱思想，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一直扰乱人心，在实践中起坏作用。这里只说一下“穷过渡”。那时人们所说的过渡有种种层次：或过渡到大队所有制，或过渡到社有制，或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或过渡到共产主义，总之，是过渡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更高一级的台阶上。其所以能过渡，不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穷，是“趁穷过渡”。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以后，“一穷二白”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尽管不妨把一穷二白形容为一张纯洁的白纸，但在上面绝不可能任意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