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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党进入抗日战争。这里讲一点个人的经验。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刚刚参加共产党，当然完全拥护党采取国共合作的方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当时头等的大事。但是心里不能不怀疑，现在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胜利后中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子，怎样变成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实在不懂。我就请教一些老同志，和他们讨论。老同志说，咱们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的结果将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讲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当然应当不是资本主义前途。但非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吧？可为什么不说社会主义，而说非资本主义？搞不清楚。一些老同志也解释不了。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和解释新民主主义的这两篇论文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解决了前两个时期的经验仍说不清楚的问题。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不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能马上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但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包括抗日战争）中要争夺领导权，以至掌握领导权。这就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提出来，使人们眼界豁然开朗，一下子清楚了，明确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为中国革命当前任务和它的前途作出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易于了解的论断。
    1945年，毛主席在写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时，把《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许多观点更进一步往前推进了。《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这个思想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提法是一贯的。《论联合政府》里有一段很有名的话：“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这里又加了一个短语，“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他特别申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后来在编《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把过去的有些文章做了若干文字修改，可是这段话没有改动，甚至还如上所述加了一个短语。
    毛主席关于七大的其他一些讲话，过去人们只能在档案馆里查阅，现在有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都可以看到了。那时，毛主席在解说七大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这里，毛主席又联系到民粹主义问题。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不承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那就和民粹主义区别不开了。那么，毛主席的这种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光找书本，拿马克思主义的书来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话。那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书本里面，没有讲中国搞新民主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什么条件下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看是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一个估计，具体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总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就是认为在抗日战争前夜（那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最高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现代性的工业大约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左右，农业、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主席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上述基本国情后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从这种具体情况出发的。由此得出的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结论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页。）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本里是找不到这些的。
    毛主席还从抗日战争的经验得出一个现成书本上没有，令教条主义者吃惊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