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道席：
    承先生于崔述研究问题惠予赐复，受益匪浅。先生提到的蛤笑文已见到。《东方杂志》第七期上还有属名{K1D102.JPG}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一文。先生来教谓三宅米吉的话成为五四后胡适、顾颉刚出版崔述遗书之诱因说，极是。胡适的确知道崔述遗书有那珂通世点校本，尽管后来他得到的是畿辅丛书本。那珂通世对崔述有兴趣的原因，冈崎文夫的说法似值得重视，我去年在日本看到藤井良雄的《崔述的文学思想》，仍持此意见。不过现在在日本很少有人研究那珂通世，更谈不上那珂通世对崔述的研究了。我在日本各图书馆查过，没有人写过那珂通世的文章。正如先生所说：崔述本无名，清时影响不大。然自那珂通世印书，才有光绪末年学者刘师培等的介绍，以至"五四"胡适、顾颉刚的倡扬。作为经学家，崔述既与治文字音韵训诂及名物制度的古文学家不同，又与专讲微言大义的今文学家也不同。作为史学家，崔述既与赵翼、王鸣盛、钱大昕不同（这三位考正史，崔述只考上古史），又与章学诚不同（章氏讲史意、史法）。人们对崔述学术的评价有褒有贬。胡适称他为"科学的古史家"，这正是先生所批评的"过于推重"；而吕思勉则认为崔氏之考据之学并无足称（见《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似乎对崔述又过多予以否定，比较起来，晚还是同意先生讲的：钱穆先生的说法是持平之说。
    信古是清代汉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阮元说过："何谓通儒之学？笃信好古，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意，而涉其藩篱，此通儒之学也。"（《传经图记》）除了这一学术主流外，还有少数学者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经学研究。朱自清曾说："盲信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愿望投影在古代，这是窗通的立场。猜疑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经验投影在古代，这倒是现代的立场。但是这两者都不免强古人就我，将自己的生活态度，当作古人的生活态度，都是不免主观的偏见。"（见《朱自清序跋书评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先生以为这段话是否讲到了疑古与信古问题的要害了呢？崔述就是一位以疑古著称的北方学者。有人认为：崔述是由对古史的怀疑而产生了古书的辨伪。在古书辨伪过程中，崔述又力图考核出信史。所以，疑古和考信是相辅相成的。崔述不仅仅是疑古，他的目的在于考信，所以他称自己的书为考信录。
    崔述的怀疑思想明显地是受了宋代学者怀疑思想的影响。而江浙的汉学家自认为已与宋学决裂，不敢承认和宋学有渊源关系。崔述出身宋学世家，他自幼受到父亲崔元森的教育和影响，认为"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宋人的本事是把书背在肚里，来回反复琢磨，体会出大意。他们的短处是不通文字、训诂、音韵，所以往往不免主观臆断。他们在反复阅读中间发生联想，由联想产生比较，因此产生疑经。但是宋人的怀疑精神与崔述的疑古似乎是有区别的：宋代学术空气较自由，故宋人敢疑经；而崔述只疑传，又是作为古史来疑。当然，宋人和崔述对"圣道"本身都不表示怀疑。崔述还从刘知几以《左传》驳后世之说上得到启发。《史通》的《疑古》和《惑经》篇中，甚至大胆怀疑古代圣人，在这点上，崔述似乎不及刘知几。刘知几《疑古》的十条主要是疑《尚书》和《论语》中对"圣人"的夸张。刘知几眼中的圣人也是普通人，也有毛病。然而在崔述眼中，圣人是无缺点的。
    崔述在辨伪中，虽然有时对儒家的经典，如《论语》也产生过怀疑，但他对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却始终是信而不疑的。他是只疑史书的真伪。绝大多数清代学者也都是如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清代考证学里已蕴育着思想领域里的革命性的变化。以崔述为例，他在疑古辨伪时并未考虑过儒家思想体系是否合理的问题，因而所谓思想领域之革命性变化也就无从谈起。整个乾嘉时代的学术，仍然是在儒家思想范围之内。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儒学系统内部的"典范"的转变，例如儒学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汉学的转变。晚以为顾炎武可以称为建立新典范的人。
    与同时代的汉学家相比，崔述是靠大胆怀疑而不是考证精确取胜，靠读书精而非读书博取胜。当时的大多数学人止重《四书》，举业外茫无所知。尽管搞考据的人都有怀疑精神，但不少人却受到传统经学的框框的很大束缚。清代的汉学家通过音韵训诂的考证，对许多具体名物能得出正确或接近正确的解释，但是他们却不能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从历史的宏观方面去考查问题。崔述的思考途径与当时的汉学家们不同，后者认为"读书先识字"，只有通天文地理才能弄懂经书，他们考史，只是罗列各本的不同之处，而不加评论。而崔述不仅列出不同点，还敢于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由于崔述知识面窄从而头脑里束缚也少。他只考虑历史记载是否合理，这使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汉学家的支离琐碎的考证，抓住历史中的一些大问题。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们是不可能写出那么多部的《考信录》。清儒马骕的《绎史》只不过是材料的编排，并没有提出史学上的问题。一般的汉学家看来，崔述所研究的题目过于庞大，他们从不敢搞这样的题目。比如研究周公，汉学家极为慎重，而崔述却无所顾虑。当然这种大胆怀疑有时成了先生所说的"辨伪成伪"之弊。
    顾颉刚先生说："我们翻开《史记》来，仍然遗留了不少的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而和历史的真实不符。在这些地方，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已经揭发了好多。崔述和梁玉绳虽生于同时，可是那时交通不便，各不相知，也就各不相谋。"（《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其实梁崔两人在考证的方法和目的上，还是颇不相同的。钱大昕评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是："据经、传以校乖违，参班、荀以纠同异，凡文字之传讹，注释之附会，一一析辨之。"（《史记志疑·跋》）两人均在考史上下工夫，但其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梁氏疑专门考校一书之得失，而崔述则考辨多种古籍；梁氏的考证做的相当精细，正如他自己所说："采裴、张、司马之旧言，搜今昔名儒之高论，兼下愚管，聊比取刍。"而崔述的考证却要比梁玉绳有气魄。崔述也许是认为微观不能解决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宏观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