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在《考信录提要》里考证了"一鸣惊人"的来历。楚庄王和齐威王都有过"一鸣惊人"的故事（见《史记·滑稽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不同记载是抄自不同的材料，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已有考释。实际上我们现在无法对这个问题作结论。从逻辑上来分析，事物是不可能同真，崔述在他的研究里已发现了这一点。但是崔述的分析方法仍有问题，"一鸣惊人"的答案是无法从形式逻辑学中间找到的。因为事物虽不能同真，但却能够同假，即逻辑学上的相反。有时候甚至不能同假，即"势不两立"的矛盾律。
    逻辑学中有关于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区分。推理和类比是有条件的，离开一定条件的推理，只能是一种无意义的比附。推理的根据有不同的情形，一是古今没有发生变化的，比如古希腊某一岛屿的奴隶数字，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的情况下，这一数字是不会有变化的。一是古今有变化的，古礼（像仪礼）在今天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在当时却是极为合理的东西。崔述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在他引古论今时，常常以今人的标准作为推理的根据。他所说的"常理"实际上不过是今人的标准，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即不同的历史条件。崔述在《考信录》中的比喻，常常是以故事比古史，而故事与古史非类比。无类比附的要害在于，两种东西要进行比较，必须是通过抽象以后达到某种共同点，这样才有共同本质，所以能进行比较。崔述所举的卖烟草的杨氏卖字号的例子（见《考信录提要》）与古史并非一类问题。周一良先生指出："清代学者的考据运用逻辑推理，如果假设得合理，证据收集得充分，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结果。如果假设本来就不合理，加以单文孤证，附会牵强，则搞历史考据难望达到令人信服的目的了。"（《日本推理小说与清代考据之学》）比如崔述为证明武王不是叛乱，就认为周是独立国。其实他只是对了一半。当时是宗主国，小国是相对的。当时确实有君臣关系，《尚书》中有证明的，如"小邦周""大邑商"，《诗经》中也有类似的话。崔述相信经，但这里却不相信了，违背了《诗》、《书》，其目的是以维护圣人的威信和名誉。现在的周原甲骨文发现，的确有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考古材料证明《尚书》、《诗经》的记载是对的。崔述所作的推理常常是不完整的。能不能说这也反映了传统中国哲学中缺乏西方那种严密的逻辑学？中国古代有许多学者都曾运用过推理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们没有能够从具体的例子中概括出用变项和逻辑常项表述的推理形式。崔述在考据中经常使用默证，但晚觉得默证只能提供怀疑，不能提供正面的证据。
    在崔述认识中，他注意直观实践而不是人言，《考信录提要上》"人言不可尽信"部分所谈观察月食的经历，就是一例。而历史科学恰恰不能靠直观实践，只能依靠对过去材料的分析。意大利哲学家贝蒂对直观下的定义是："所谓直观，就是通过认得经验，从整体的和机体的观点来看事物，而不是从逻辑的分析关系或机械的因果关系来看事物。"狄尔泰在《历史理性批判》一再强调，"直接体验"范畴和诠释学有关。他又认为，"体验"和"经验"不一样：对生命活动的掌握是体验，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则是经验。"观照"和"观察"也不一样：前者是基于生命现象来体验生命现象的整体性，它强调生命系统的独立性和动态性；而观察却是基于冷酷的事实，来认知事物的状态。不知这些理论、概念可不可以联系到对崔述的研究上来？很想听一听先生的意见？
    崔述力图通过辨伪考出信史来，他所认为的信史是不是要像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所提出的写"客观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崔述有才有学而缺少识。他的学术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看出古史中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地方受到"道统"约束。崔述的考信工作主观上是想将假的东西排除掉，留下真实的东西，建立历史的事实，但实际上他所做的还是考证。
    今古文是清代经学中的一个大问题。皮锡瑞说，古今文"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经学历史》）如《周礼》是古文，《礼记·王制》是今文，两者所叙述的制度明显不同。郑玄在其注释中只能用时代不同来调和。《周礼》为理想，孟子相信今文。古文经的《周礼》不可信。造成今古文差距之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国、秦、汉战乱而形成"文化断裂"。清代的汉学家们为搞清今古文的区别、辨别伪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晚以为崔述的一大弱点是他未能区分经书中今古文内容。江声、王鸣盛研究《尚书》，也未能区别汉代今古文之说。清人一直到王念孙的《经义述闻》才分清了今古文，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福建闽侯人）是真正分清今古文的清代学者，他们研究了《诗》、《书》，分清了三家诗。可不可以说崔东壁在今古文问题上没有觉醒，而王念孙、段玉裁、孙星衍则有清醒认识。依晚之愚见，崔述不懂得今古文学派的分歧形成了两点作用：正面的作用是造成他没有门户之见，能不受今古文家法的局限，因而勇于疑古；反面的作用是他离开了汉儒的注疏，使得他的经学研究显得较为肤浅，始终未能达到疑经的自觉层次。晚认为，崔述不分今古文，还有另外原因：其一，从时代条件方面看，在清代前期，注意到今古文区分的学者还不多（早期有臧琳，他注意到《尚书》的今古文问题，但他的著作不多）；与崔述同时而稍年长的段玉裁对这一问题注意较多，稍年幼的孙星衍对今古文能予与区分，但可惜将今古文弄颠倒了，认为司马迁是搞古文的。皮锡瑞《经学通论》的主要成绩在于真正地、自觉地区分出今古文，他把《尚书》的孙星衍说纠正过来。《诗经》的今古文也被他分出，皮氏对《诗序》分析平允。但他的偏见表现于，他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