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之比较了近代与当代上海美商的异同，指出：上海美商作为外商"劲旅"，曾在近代上海的被迫开放中起过独特的作用。1979年以后，在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事业中，上海美商仍呈"劲旅"之势，并保持了近代上海美商靠高科技获取高利润，以产品优质、服务上乘赢得用户的特点。但这是在尊重中国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且目前上海美商多为合资、合作经营。注意这些特点，对于吸引美商以股权形式投资，拓展企业筹集资金，利用外资的新途径将起积极作用。
    洪葭管提出：近代上海城市之所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金融中心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经济、金融体制的变化，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消失。12年的改革开放，使上海已具备再度成为经济中心的基本条件。在各类金融市场发达的基础上，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重建将指日可待。
    金立成分析了上海历史上因港口影响而发生的两次重大转折，即：明永乐年间整治水害后形成的黄浦江新河道，使一度淤塞的上海港口重新恢复活力，从而使上海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20世纪初对通海航道的整治，又使上海向国际大城市发展，实现了上海城市史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他由此提出，港、城同兴衰，目前开发浦东，建设外高桥新港区，是上海城市历史第三次重大转折的开始。
    （四）上海研究的现状评介和未来构想
    会上有关城市研究和上海研究的信息交流十分活跃。
    日本学者野泽丰介绍了本世纪上半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在野人士"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历史的研究，着重评介了日本语言学家新村出的《远西丛考》、米泽秀夫的《上海史话》以及芦泽峻之助编辑的上海历史地理研究会机关刊物《上海研究》第1辑。他认为，这些著作谈到了上海开埠后的风土人情、港口规则以及课税规则等，史料价值极高。它们也有助于后人从历史的角度了解上海日本人社会的形成过程。
    姚欣荣介绍了她在美国客座研究期间参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秋季地区讨论会的情况，撷要介绍了当时会上众所瞩目的几个论题的主要内容，即：黄宗智的"1350-1988年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家庭和农业发展"；顾德曼的"在中国城市的都市认同和一个公共社会的问题：1930年代上海的同乡会"和曼素恩的"1930和1940年代上海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崇拜"。 她的报告使与会者窥见了美国的上海史研究现状之一斑。
    王志平评介了1990年的上海研究，提出：上海研究长期受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束缚的状况正在打破，许多研究者试图把上海研究同整个上海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以认识和理解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面孔老问题。但一些核心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若明若暗的游离状态，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驾驭，没有形成总体的学术研究态势。突出的表现在上海近代化的研究，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问题作出合理的正确的概括，却陷入了中西对峙和优劣比较的陷阱。
    黄美真提出并论证了关于近代上海社会的研究计划。这项计划是对国内外方兴未艾的上海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挑战的回应，也是试图纠正史学研究中曾经盛行的"无人化"、"个人化"或主观臆想的"模式化"倾向，适应社会研究中的本质对象--人的研究以及精细化、具体化的要求而设计的。
    二、近代上海社会研究
    （一）上海的基层社会组织和市民生活形态
    张济顺探讨了上海近代化历程中由本地世族聚居的里弄向中外移民杂错、社会阶层分明的里弄演变的过程，认为大规模的避战移民和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孤岛效应"是促成上海近代里弄生态特点的主要因素。她还论述了20年代至80年代上海里弄组织及其功能的转换，里弄中的妇女问题、知青问题、老龄问题及其影响下的里弄心态，并着重提出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和上海解放后各个不同性质的政府管理里弄的不同方式及不同结果。
    顾德曼在她的论文中指出，上海同乡会并不像历史学家普遍假定的那样，在民国时期被总商会、同业公会或是新的市民政治团体所代替。她认为，在南京政府时期尤其是30年代同乡会仍然是上海市民的精神和社会风貌的主要构成。它们执行着半政府的功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挥作用。同乡感情不一定是传统的，只要有用，无论在哪里它都可以存在。她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城市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②，她认为，以这些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未免牵强。因为要找出个人自主、公民或公民权利在民国时期城市市民言谈行为中的作用是困难的，就在被视为公共领域的新社会组织中，如总商会、同业公会等，同乡联合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不过，在市民活动中还是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民众意志"，它与地方自治的口号一起，十分适合旅沪同乡的双重身份。因此同乡组织始终表现出一种极为有用、极为有效的特性，从而表明了一种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