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红以商人、知识分子为例研究了19世纪6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形态，认为商人的生活方式近代化是由物质生活领域渗透到文化生活领域，知识分子则与之相反。上海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内容，除了经常论及的上海经济近代化，最基本的应是市民生活形态、社会意识的近代化。
    许敏考察了士、娼、优在晚清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指出：由于这些群体的社会联系面广泛，互相之间交往密切，实际上成为社会风尚的示范者。他们开创了上海闲暇生活的模式并影响了近代上海世俗生活的形态。
    （二）近代上海的黑社会与病态社会
    在这组有关帮会、游民、乞丐以及上海人日常生活中"寻相骂"（吵架）现象的研究报告③中，帮会问题是讨论的热点，焦点在上海帮会与租界当局及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关系问题上。
    郭绪印不同意以往"租界公共治安体系是抑制帮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的观点，认为租界的公共治安体系不仅未能抑制帮会发展，反而成为帮会势力膨胀的温床。他还对"上海帮会发展与城市的法制化进程成反比，与社会动荡和权力结构失衡成正比"之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蒋家王朝"时期上海城市法制化进程有显著进展，社会局势相对稳定，也不存在权力结构的失衡，但帮会势力仍很强，其关键是国民党当局对上海帮会的纵容和利用。
    马丁指出，1931年至1932年新的法租界当局动摇了青帮头子在法租界的地位，从而逼迫杜月笙谋求与国民党当局更长久的合作，他提出，除了上述因素外，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还出自于"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城市中的暂时衰萎和资产阶级上层经济、政治作用的加强。
    关于帮会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马长林、周育民等提出，1927年以后，两者关系并不融洽。南京政府始终没有批准中华共进会的成立，尽管双方在反共等问题上达成默契，但在政府征税等问题上双方冲突比较尖锐。到1931年仍是如此。1932年杜月笙参与地方政治后，与南京关系发生变化，但变到什么程度值得研究。马长林认为，呈阶段性的变化是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基本上转入地下，帮会在上海发挥了主要作用。
    （三）上海的移民和外侨
    王育民阐述了自唐代到上海开埠前的历史人口变迁的基本状况，提出：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地区人口达461万余人，与嘉兴、苏州两府并列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为近代上海人口的规模奠定了基础。
    马长林探讨了人口迁移与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关系，提出：外来的异国移民按照西方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对租界进行建设和管理，成为上海都市化的开端，而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则是都市建设的主力。住宅建设也受到人口增长的刺激，产生出中西结合、适合当地环境的新老石库门里弄住宅及各种高级住宅，成为都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标志。19世纪50年代第一次人口迁移高潮后形成的华洋杂处的完全开放的环境，为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崛起、近代意识的产生及人才竞争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葛剑雄指出，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其特点是：1.人口增长率和净增数居中国城市之首，也居当时世界前列；2.移民占总人口85％，且来源集中于江、浙两省；3.文化、技能、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高素质的移民所占比例高于其他城市；4.居留的外国人人数多、国籍广，大部分具有移民性质。他还分析了上海对移民的吸引力及移出地对移民的推力。
    朱维铮对上海移民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上海移民具有"难民"的特征。他指出，与其说上海是移民城市，不如说是难民城市，因为近代上海三次移民潮均与避战有关。移民与难民虽一字之差，但显示了上海人口构成、人口素质的独特性。由于大多数移民非出自于自动的、经济力量的吸引，而是被特殊的军事因素驱赶到上海，因此，移民构成中两部分人非常突出，一部分是携资而来的富豪，一部分是黑社会人物、游民。这两部分人对上海市民的素质、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极大。
    唐培吉和高纲博文分别对近代上海的犹太人、上海的日本人作了研究。
    高纲博文抱着对日本人在上海的侵略行为作全面深究和反省的道义责任感，研究了"一二八"事变时期日本上海居留民的动向及日本浪人的暴虐行为。他分析导致这些行为的原因是：1.人数众多的日本上海居留民作为被上海这个国际都市疏远的社会阶层而存在；2.他们在经济和生活方面直接与中国民众接触竞争所积郁的不满；3.由于教育水准低下，抱有蔑视中国民众、排外的情绪；4."九一八"以来上海的抗日运动威胁其生活，使他们有空前的危机感；5.日本军部的谋略、怂恿。
    在讨论中，高纲博文和日本学者饭岛涉对上海日本人的集团性、封闭性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日本人到上海，是把一个社会搬过来，下层居留民为上层居留民服务，自成系统，很少与外界接触，与中文所称的"移民"有明显差异。这一特点，加强了下层日本侨民支持军部侵略的内在因素。